王海宁

提示

几乎所有职业女性都会被问到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养育和工作这样的问题，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里，女性依旧夹在“职场精英”与“家中天使”两种不同的“奉献”模式中，难以脱身。凯特琳·柯林斯花费数年时间，调研了欧美4个国家135名女性职场情况，写成的《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西方世界职场母亲的生存地图。而这最初的动力，是她自己母亲艾莉森的经历。

艾莉森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单亲工作妈妈，就是那种穿着套装带着孩子出现在办公室里的女性管理者，依赖保姆、邻居和朋友帮助照料子女，自己意气风发给男员工开会的职场女性。她的母亲想拼尽全力向两个女儿证明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似乎艾莉森要成为美国董明珠的时候，一切戛然而止。她被频频辞职的保姆、不能承诺伸出援手的亲友，还有对她因为照顾孩子请假而不满的上司以及同事，最重要的是被对两个女儿的“歉疚感”打败了。艾莉森最终放弃了大有前途的事业，选择了报酬低，福利差，但工作时间更灵活，让她可以有时间做母亲的工作。直到20年后，当她想重返职场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已经被视为老古董。艾莉森对女儿们没有愧疚，但对自己却永远有巨大的遗憾。

凯特琳母亲的故事今天依旧在不断上演。

凯特琳的田野调查，广泛访谈，选择高福利的瑞典、德国，以及执行时偏向家庭福利政策但当时处于金融危机的意大利，还有奉行个人主义低福利的美国。

4个国家的妈妈，如同生活在平行世界，也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妈妈们遭受的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并不应是当代生活不可避免的特质，而且这也不是女性自己造成的过错”。

假期政策制定

本身就是一种倾向

在职场妈妈满意度最高，就业率也最高的瑞典，根本没有“职场妈妈”这个词。作者当初发现这一事实时，跟我们一样吃惊。

瑞典对产假和育儿假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就将育儿和照护视为“男女双方”的责任。

瑞典父母共享有480天的带薪育儿假，父母可以平分，每人休8个月，单亲家长可以独自使用全部480天。2016年为了更明确地要求父亲们利用育儿假，强制父亲和母亲各自需要休至少90天，因为“不休作废”。所以瑞典父亲们与母亲们平分天下地出现在游乐场、学校、课外班门前，熟练而愉快地分担着养育责任。孩子在12岁之前，瑞典父母双方都享有120天的“育儿病假”，薪水是80%。这与大多数国家孩子病了，就是母亲请假照顾的天然惯例完全不同。

因此在凯特琳采访过程中，所有瑞典母亲在工作时分享“我怀孕了”这一消息时，没有心理负担，因为政策让她们的上司与同事无论男女都乐于在4点以前结束工作，去接放学的孩子，而且必要时休假，对孩子成长负起责任。男女在育儿假上的完全平等，建立新的社会文化风气，怀孕不再是让女性在办公室被侧目的理由。

而与之相对应的，在意大利男性陪产假近几年才延长到4天。由于美国全国性统一的产假规定只有12周，还需要员工符合一系列严苛的规定，所以美国女性一旦宣布怀孕了，老板常常是直接表达不满，随之而来的就是变相的解雇与降职。因此在4个国家中，意大利和美国两个国家女性就业率最低——政策明摆着到底支持谁在家带孩子。

假期政策

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政策与文化互动，依旧会影响职场女性的权益平等。

德国产假一度长达3年，也有对父亲的强制短期休假规定，同时对有孩子的家庭增加一份相当优厚的补贴，听起来相当不错的福利，却让有职业抱负的母亲抱怨不已。

德国地区的文化是期待母亲能够至少在孩子3岁前自己照顾，一旦母亲很早出门工作，就被传统妈妈视为“乌鸦妈妈”“事业狗”，即“不负责任的母亲”和“野心过度的母亲”，这种舆论压力本身就让德国的职场妈妈被愧疚压垮。3年的产假让一些妈妈安然照顾孩子，也让雇主对雇用女性更加心怀顾虑，而且女性一旦中断事业太久，很难东山再起。

由于德国育儿补贴比较丰厚，相比上班的妈妈还要缴税，等于妈妈上班增加的收入还不如全职妈妈伸手得到的多，这无形中变成了对职场妈妈的一种隐形惩罚。而且这种政策等于在无声地鼓励母亲多留在家中照看孩子，不出门工作，这让许多受了高等教育的母亲郁闷不已。

幼托服务的提供，也极大影响着母亲对于事业和家庭的选择。2014年瑞典大约一半的2岁幼儿进入日托机构，而3岁至5岁的儿童中95%都会参加日托。瑞典国家福利中对幼托投入巨大，幼托服务优质普及且收费低廉，瑞典妈妈觉得孩子去幼托是与同龄人开心地玩耍而不是受罪，她们也因此能毫无心理负担地工作。而德国、意大利和美国都面临着公立低龄幼儿园的极度短缺和收费昂贵的问题，因此那里的妈妈如果在孩子3岁前去上班，就会更加自责，她们对把孩子送去的地方顾虑重重又不堪重负。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留在家里，而让爸爸出门赚钱。

市场购买服务和依赖亲友成为新的矛盾发源地

意大利和美国妈妈由于福利较少，是从市场购买家务和育儿服务较多的两个母亲群体。但是她们通常雇用的也是“互惠生”或者移民，这两个群体都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薪资也常常过低。意大利妈妈会雇用低薪的移民家政服务员，美国妈妈最为疲倦，她们中的白人女性通常已经比其他有色人种生活相对容易些，而她们雇用做保姆的移民或者有色人种本身往往也有子女需要照顾。

疲惫不堪的职场妈妈为了保住饭碗，就要雇用比她们境遇更差、薪资更低的女性，来坦然地维系目前的生活，这是转嫁了不公。

流行美国职场“单向荣誉模式”，以及传统母亲的刻板印象，是妈妈们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源头。

单项荣誉模式即员工认为自己就该为他们的公司努力工作和奉献，并且不应要求什么回报。那些花了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奉献图式。反过来“密集母职”的育儿文化又不断强调母亲对于年幼孩子的作用和意义，同时社会又不能提供其他支持与服务，而那些避开家庭责任或者将家庭责任委给他人的女性则违背了家庭奉献图式。

这个观念陷阱让女性夹在中间痛苦不堪。其实它忽视了女性生活的广义环境——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照顾，而照顾是有价值的，提供照顾的人也有价值。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养育的儿童会成为社会未来的劳动者和纳税人，如何照料他们是所有人的责任。当然这种认知在国土面积小、种族和宗教信仰相对单一、收入差距小的瑞典更容易达成共识和实施。

尽管凯特琳希望今后女性宣布怀孕后，不再会像她的妈妈艾莉森那样，被老板踢进地下室办公，但她也承认，自己本身是美国白人女性，由于自身的圈子和科研经费所限，她调查的对象大部分还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尽管她们当中很多人抱怨不已，但仍旧是过得比较体面的一群人。凯特琳的调查样本，对于更多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女性而言，职场妈妈的乌托邦更加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