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霖

经济学这个学科构建了充满逻辑美感的模型和严谨的计量方法，却在应对重大的经济冲击时束手无策（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以来的全球经济下行着实令这个学科的所谓专家们颜面无光）。此种矛盾引发出一个哲学问题——什么是“好”经济学。

关于什么是“好”经济学的讨论很难有一致同意的结论，因为其中难免牵涉主观价值判断。但是，作为一门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社会科学，“有用”恐怕是“好”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标准。若是不能起码在边际上增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则要经济学何用？

经济学界并非无人意识到“有用”之于本学科的合法性至关重要。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就曾经痛批所谓的“黑板经济学”，认为这种数学演算对于增强经济学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毫无作用。于是，科斯提倡一种直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直面真实世界有两种方式：一是观察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并从中提炼出需要回答的经济问题；二是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将经济理论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而非虚构的故事之上。前者为科斯所强调，而后者则是《每个人的经济学》的作者、英国经济学家张夏准的一贯主张。

《每个人的经济学》是一本经济学的入门书，但是，该书又与市面上其他的入门书有所不同。用张夏准自己的话来说：第一个不同是，“我要解释的是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即书中对于经济学的本质有更多更深刻的反思。“第二个不同是，这本书有许多真实世界的信息”，即该书并非传统的不忌惮脱离现实的“黑板经济学”。这两个特点其实同气连枝：正是有对经济学本质的方法论反思，研究者才会意识到需要更多地引入真实世界的信息，包括来自于真实历史的信息；而反过来说，恰恰是对真实世界尤其是真实历史的观察和追问构成了张夏准教授一以贯之的方法论追求。对方法论和经济史的重视体现在了该书的结构上，该书的第一部分包括五章，都是对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史的思考，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

直面历史，这是张夏准所秉持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方法论特征，贯穿于其所有作品的始终。例如在早期的作品《富国陷阱》中，他就曾痛批某些西方学者的历史虚无主义。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提醒他的同行们：经济学家最需要掌握的两项技能是数学和历史，若二者只能取一，则历史更为重要。对于熊彼特的教诲，主流经济学家们似乎只听进去了一半（还是较为不重要的那一半），而由此导致的主流经济学的历史虚无主义恰恰构成了对自身的经济解释力的最大威胁。

之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要尊重真实的历史，是因为这种态度关乎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就是经济研究是否只存在一种方法——基于理性选择的主流新古典方法，还是说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做经济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其中之一。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理性选择方法流行于主流经济学圈自有其解释力的强项，但它在方法论上的强势还远达不到可自诩的程度。例如，理性选择解释不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利己的现象。又如，理性选择天然地缺乏历史视角，其习惯于把一切历史现象削足适履为适合套用最优化模型来描述的模样，所以无法解释漫长时间历程中的经济变迁。于是，对于新中国70多年来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张夏准所推崇的历史主义方法显然比理性选择方法更有解释力。

张夏准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赞成和使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他既对西方国家的崛起历史进行过抽丝剥茧的反思，也曾经与林毅夫辩论过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正确选择和历史道路（见《新结构经济学》）。而在《每个人的经济学》中，他则回顾了从1776年（经济学诞生之初）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发展史。借由这种对大历史的广角式回顾，张夏准在《每个人的经济学》中从方法论的高度阐释了何以经济学研究需要尊重真实历史。

其一，历史影响当下。每个人都生活在继承了特定的历史遗产的环境中，这种遗产的影响不仅存在于有形器物和正式制度层面，更嵌入国人精神和民族气质之中。于是，人们的决策不是在一块未沾染任何历史痕迹的白板上构思的，而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情景下的选择。

其二，了解历史会迫使我们质疑一些理所当然的“常识”。如果你知道美国从19世纪初便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忠实信徒，其关税税率长期高于法、德、日等国（这些国家在固有认知中被视为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甚至最终导致内战的南北之争也牵涉各自所支持的相反的贸易原则，那么，你就很难再毫无保留地相信华盛顿所推广的经济政策。

其三，历史能够凸显有的经济理论的局限性。

最后，熟悉历史可以让今人在政策设计中少走弯路。学习历史的目的之一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熟悉历史我们可以少走弯路，也不会再走回头路。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政策的实验室，我们已经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可以从中汲取。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等，历史都会给予我们启迪。

在张夏准看来，主流经济学遗忘真实历史最典型的例子表现为：“19世纪西欧及其旁支国家的资本主义突飞猛进，通常被归因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传播”，而“没有比这更偏离事实的了”。真实的历史是：英美等西方国家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驱，且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一个经济理论再怎么伟大，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而在此背景下自有其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演化史”，现实中并不存在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所讥讽的世界主义经济学。

《每个人的经济学》一书的遗憾是没有专门开辟章节来讨论中国的伟大复兴，但张夏准其实已经为可能的解释提供了基础的方法论。显然，若我们希望回答的是长历史视角下的经济变迁等“大”问题，张夏准的历史主义方法显然比理性选择方法更“有用”。对于某些理性选择方法的“受害者”来说，张夏准的作品无疑是一针醒脑剂，可让我们警惕那种遗忘历史的经济学，而去拥抱直面真实历史情景的“有用”的经济学。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