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妮娜

近年来，女性意识抬头，某种程度上，北大教授戴锦华与清华大学副教授孟悦所呼吁的“浮出历史地表”的历史进程在持续地行进，关于女性生存的银幕表达、艺术创作日渐增多，“浮出”于社会的显性意识层面。

在这个持续的进程中，人们才发现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近乎淹没无声的痛苦是如此普遍，其需要关注的侧面又是如此丰富，唯有真正慈悲的心肠和细腻的笔触才能偶尔抵达。与那些女性遭遇被拐卖、被虐杀、被霸凌、被压榨的题材相比，知识女性杯水微澜式的精神世界的痛苦似乎是轻微的，最易于被冠以“矫情”“作妖”之类的“一言”以蔽之。但是好的作品好就好在这近似无事之处写出了悲剧的起源，写出辗转反侧，终而将人的精神意志彻底吞噬的心灵暗黑之处。有时候我想，这才是大艺术家的派头：既慈悲为怀又心狠手辣。这类作品，远有费穆1948年拍摄的《小城之春》，近有韩国电影《82年出生的金智英》。而小说中也有同样精准的同类作品，例如，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到十九号房间去》。

简单地复述一下《到十九号房间去》：一对中产阶层高知夫妇，合力经营起了一份人人艳羡的生活：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职业、4个孩子的家庭、带白色花园的大房子、时不时地聚会和出国度假，等等，总之就是足可以放在售楼处样板间里展出的完美生活：明亮、富丽、时髦、实用，既有亲情的温暖又有良性运转的动力。作为家庭核心的夫妇俩马修与苏珊，个人素养极高，彼此珍视，没有失去对彼此的吸引力，几乎是完美人设。然而，最大的问题出在已经在家哺育孩子10年以上的女主人苏珊身上，她从第一次怀孕那一天起，一直苦等最小的双胞胎孩子上了小学，也就是“脱了手”，觉得自己签给孩子的“卖身契”已经差不多该到期了，这时，她发现仍然没有“赎回”自己的可能。她做了各种尝试和努力，还是无法从“母亲”“主妇”的身份中剥离出一个平静的空间。最后，她靠着每周从丈夫手里要来的可怜兮兮的5英镑，换取一个邻区小破宾馆寒酸的单间“十九号房间”中几个上午的绝对孤独。为了维持这个状况，她还谎称自己外遇，蹩脚地虚构了一个情夫出来。结果这个地方终于被丈夫追踪到了，她独立享有一点孤独的愿望终于破灭了，只好选择自杀。

这小说写出了一个精神事件，也可以说是一种疯狂的执念：人们无法享有也无法找到一个完整隔离于外界的空间，就拼凑不出来一个完整的自我；小说也写出了与这强大的执念不相称的执行力：可怜的苏珊，在她的行动与愿望之间，永远隔着一种对抗的力量。她使出浑身解数，也无非是去邻近的街区租了一个房间而已。她最大的反抗，无非是拥有一室的独处而已。这房间的寒酸与她拥有的花园洋房的气派无法相比，却是她最后的安宁之所，一旦这个地方也被找到，她竟然再无别的地方可去。唯有死亡能一次性带给她那种奢侈的孤独。

作为多丽丝·莱辛最著名的小说，这故事引起的反响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围绕着——是否家庭的簇拥和社会身份的失落造成了女性精神毁灭的悲剧。所谓“人生赢家”的生活模式哪里出了错，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杀伤力，以至于前半截人生努力追求的，却是后半截生活中不顾一切要逃离的。甚至，苏珊是否进入了抑郁的症状，那么小说的意义就在于为心理学提供了病例。与艾丽丝·门罗的《逃离》相比，人们更能理解、“共情”后边那个女人——一个女人没受过多高的教育，不具备独立谋生的能力，早早嫁了个男人却又有时不时被冷暴力的迹象，那么这种处境下，任谁都是要逃离的。可是，苏珊，苏珊是一个不好统一解答的谜题。它围绕着一个终极问题，而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人们对精神上的自由有多渴望，以及愿意为之付出多大的代价？

在这个略长的短篇中，也包括在这本同名短篇小说集所收录的多个篇什当中，多丽丝·莱辛贡献出了一种高级的小说技艺——现实主义最基本也最深湛的写实功力。它包括两部分：在人性极幽微处所做的细致观察力与饱满而节制的表现力。她对人从看上去的“正常”“健康”到渐渐进入轻微病态这个阶段的把握，精准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在我记忆中上一次被如此震撼，大概还是上大学之前读到张爱玲《金锁记》的时候。两位女作家都写出了“一步一步，通往没有光的所在”，那种看似十分平静的疯狂。这对人性的表现力堪称高清——是啊，在我看来，同样都叫作“现实主义”或者叫“写实”，但成色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只能叫“标清”，而这两位可以叫“高清”，就是连蝴蝶腿上的毛毛都给交代清楚的那种呈现力。但是一个人拥有这样的表现力，她却丝毫不滥用。作者叙述的语调一直是节制的、舒缓自如的，而且，她的叙事语调还在不引人注意之处时常发生变奏，一个隐性的声音，经常在女主人公愤怒、怨恨、申诉之际，冷静地插入，代表着她的智性在行使判断：这没什么。例如：面对丈夫的风流迹象，“没有必要使用‘不忠’‘原谅’和其余这些张牙舞爪的词语：智力是不允许使用这些词语。智力也禁止争吵、生闷气、发火、疏远的沉默、指责和眼泪。最重要的是，智力禁止眼泪”。

在这儿，智识者的腔调俨然成了个单独的角色，对行为加以监控——这给我一个提示，一个线索，这也许是苏珊精神毁灭的一个原因：她的智性太强大了，行使自我监管的任务太尽职尽责了，她的智性代表外界的要求（按照所有女性身份需要承受的那样）对她发号施令。她能躲过孩子们，躲过家务事，但她躲不过智性的声音。她活在智性给予的自我囚牢中。也许只有在十九号这个肮脏的小房间，与女性职责一并跳出来的智性能安静下来。

多丽丝·莱辛写出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是1962年，直到45年之后，2007年，因《金色笔记》的成就获诺贝尔文学奖，其时她已经88岁。作为作家，她不能说是晚熟，只不过巨大的声名来得晚——晚熟的不是作家，是读者以及评论者。在获得诺奖之前，她有漫长的写作生涯，她的一批十分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也包括《到十九号房间去》上下两册所收录的这些有趣的篇目，就是这期间创作的。她的短篇系列与专攻短篇的艾丽丝·门罗比较毫不逊色，犹有过之。她曾被誉为继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最出色的女性主义作家——也许是因为《到十九号房间去》接过了伍尔夫关于“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话题，但是莱辛自己并不同意“女性主义”这个说法。确乎如此，在我的理解当中，一个作家，如果要够博大、够慈悲、活得够长久、摄入笔下的众生更多的话，她是不应该也不必服从于某一类命名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从题材上说，她的写作溢出了写女性的题材；即便是在写女性的这些尤为精妙的作品中，她指向的也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关心的东西：我们的精神处境如何，我们的心灵是否安好——当然，这不是生存安全的问题，也不是那些关于如何解决饥饿和苦难的文学所关心的问题，而是高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我觉得，随着阅读人群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这样的话题其实越来越重要，而女性故事只是用来聚焦这种生命意识的方式，而不是终极目标。所以，还是诺奖颁奖词说得有道理：“莱辛和伟大的十九世纪的叙事传统相连”；“她提出了我们如何活着、为何活着这些永恒的问题”——在我看来，了不起的女性写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