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忠鹤

提示TISHI

辽宁省博物馆“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已经历时三个月，本报邀请专家，通过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来反映“八大家”的德行和情怀，并开辟专版进行重点报道，仅“宝藏”版就刊发二十六个版面，圆满完成宣传任务。

今天，对“唐宋八大家”的集中报道我们按下暂停键，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对辽宁地域文化的发掘，我们一直在路上……

2020年12月开始，作为全国现象级的文化大展“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启幕。

八位声名远播、身显名扬的唐宋文学大家被集体“请”进博物馆，通过书画、瓷器、拓片等文物一一诠释他们的文学成就、高洁德行和家国情怀，吸引了全国数以万计的参观者。观众在隐藏着历史痕迹的字里行间、在饱含着岁月光辉的瓷器中品味着“唐宋八大家”的风采。

《辽宁日报》一直关注此次展览。从2020年12月2日开展至今，《辽宁日报》多角度切入、全媒体呈现，以“宝藏”“鉴赏”“论道”“视线”4个主题为主线展开集中报道。其中，仅“宝藏”就刊发26个新闻专版，报道规模之大、报道频率之密集、报道手法之新颖，开创了辽报主题文物展报道的先河。

“《辽宁日报》能拿出重要版面，并集中力量对这次展览进行全方位报道，这是出乎我预料的。”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策展人董宝厚表示，辽报此次对“唐宋八大家”的报道兼具了广度与深度，让人耳目一新。董宝厚认为，辽报邀请省内外权威专家与学者对八位文学大家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进行深入挖掘，同时还对相关文物从艺术、学术等层面进行解读与剖析，通过互联网进行全方位、立体化传播，这不仅扩大了此次展览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而且让观众对“唐宋八大家”及此次展览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远在北京工作，身兼作家、学者、纪录片导演、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等多重身份的祝勇是沈阳人，他对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并不觉得意外，因为这些文物与辽宁紧密相联。

祝勇认为，作为辽宁地域主流媒体的辽报能大密度、多角度宣传与弘扬“唐宋八大家”及其背后的文学、德行与家国情怀，“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身为文艺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的刘墨是辽宁人。辽宁省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是他重点关注的展览之一。

20多年前，刘墨专门写过一本《中国散文源流史》，在这本书里，他对中国的古文演进历史进行了全面且周密的梳理。刘墨认为，韩愈之前的古文是“源”，而韩愈之后的古文则分散为各个不同流派，换言之，“唐宋八大家”中的首位大家韩愈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人物。

刘墨表示，这次展览不仅让观众通过文物直观感知到了“唐宋八大家”的文采，更重要的是，它唤起了观众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传统文人与士大夫们的价值观的关注。

“这，善莫大焉。”刘墨说。

8个人300多年的接力

本报记者 郭 平

回过头看，事物的发展总是有着很多看似偶然的巧合。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倡者，是“唐宋八大家”时代的开始。苏辙晚年退居颍川，读书著述，政和二年（1112年）辞世，为“唐宋八大家”的结束。从韩愈出生（768年）起算，“唐宋八大家”前后跨越了344年。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展出一件重要文物，那就是宋徽宗的《瑞鹤图》。在这幅传世珍品上，飞鹤布满天空，石青色平涂的画面顿使玉宇澄清，映衬出白鹤的圣洁与华贵。画中群鹤姿态百变，无有同者，鹤身粉画墨写，睛以生漆点染，空中仿佛回荡着悦耳的仙鹤齐鸣。

在宋徽宗亲书的跋文中，他告诉我们这是真实发生在政和二年的场景。当时人们奔走相告，整个皇城内外，官员、百姓争相观望，并纷纷赞叹这是“太平盛世，吉祥之兆”。

美丽而优雅的鹤象征着圣洁、清雅、长寿。这一年的鹤翔西飞巧遇“唐宋八大家”中最后一位文豪苏辙驾鹤西去。

历史长河之中，王朝的兴衰更替如过眼云烟，而“唐宋八大家”所创造的文学艺术成就却如天上星辰般熠熠生辉。那么，瑞鹤满天是上苍对“唐宋八大家”的致意，抑或是“唐宋八大家”如一部鸿篇巨制后的集体谢幕？我努力晃晃头，挥去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如果用瑞鹤满天来描述“唐宋八大家”在著书立说、为人做官方面对后人的示范和影响，是不是更为具体而形象？

千年文脉的传承

本报记者 吴 限

最初接到“唐宋八大家”的报道任务时内心不免忐忑。怎样将“唐宋八大家”展览中的文物转化为有温度的文字，从不同角度将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故事一一解读给读者，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唐宋八大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最负盛名的矩阵，以一种极富“概括性”与“启迪性”的文化特质，为后世中国文人伫立了高山仰止的思想高度和绵延千载的生命能量。他们凭借勤奋与天资的驱动、入世与出世的观照、道统与文统的协调，始终怀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地高度，践行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本思想，涵养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高扬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终于抵达了生命与人格的至高境界，将中华文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们不仅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有关文人高度和生命价值的有益参考，更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感。

读懂他们的故事，解读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媒体人的责任。所以我们在报道“唐宋八大家”的核心叙述之外，也紧紧沿着“文脉所系”和“家国情怀”两条线展开。我们站在历史与当下两个维度，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阻隔，让历史照进现实，让历史为今天所用，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让观众在观展的同时，通过我们的文字感受到“唐宋八大家”群星闪耀的光芒，读懂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百态以及高风亮节的人格力量，从而在展览中共同构筑起一种多层次、多维度、多视角的阐释和互动方式，让这些千年文物，找到了一种更贴近当下的表达与传播互动的可能。这种独特的报道视角，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为新闻界及学术界所称道，也让“唐宋八大家”的报道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与学术价值。

在此过程中，也同样给我带来深深的思想共鸣。就像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筱雯所说，辽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大量富有鲜明地域特点的珍贵文物保存至今，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需要被更多的人看到和了解。让全国和世界观众领悟多元发展的辽宁，读懂这片土地的崭新形象和文化自信，这是我们媒体人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所在。

在长达3个月的采访、论证、报道中，我们交出了一份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彩答卷，通过文字，我们做到了让文物“活起来”，让观众走进来，让文化传开去。

士大夫的品格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在我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中，还未有过透过集中起来的文物来洞察历史人物的经历。通过辽博的这次“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我实现了阅读历史人物方式的改变。

文物并不是冰冷的存在，它或被某位历史人物锻造，或被古人抚摸，而今天，它击碎时间阻障，静静地躺在那里，供今人观瞻，由后人评说。

我就是在这样的机遇与心境下走近王安石与苏洵的。虽然同为北宋一朝的士大夫，但王安石与苏洵这两个人却在我的“阅读”中呈现着不同的面貌。

被时人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罢相后，定居南京的钟山，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平土修园，骑着小毛驴怡然自得、畅游林泉。如此优哉游哉的心境并非所有曾置于高位的人都能做到。如果说王安石在力推“熙宁变法”时的执拗被众人所憎，那么，远离改革者这一角色的他又回到了文人的本来面目，他闲适淡然，温和洒脱，开始为亲者所亲。正因为如此，曾为政敌的苏轼登门拜访，一起唱和诗词。在起起伏伏的漫长人生旅途中，在不同的阶段都活出这个阶段应有的色彩，扮演好这个阶段应有的角色，这是王安石最吸引我的地方。

相较于王安石，苏洵在政坛上则稍显暗淡。但其文学成就超群，“唐宋八大家”里一门三父子同时入围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个男人的一生，陆续或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扮演好每一个角色，都需要全力以赴。应该说，苏洵在“为人父”这一角色上接近满分。年轻的苏洵曾走过弯路，正因为不愿意后代重蹈覆辙，他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勤勉与努力影响着儿子们走向成功。

“八大家”的襟怀

本报记者 商 越

被后世称为“宋学”开拓者的欧阳修，为北宋文化精神的转变和提升，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采访中，记者亲睹《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欧阳修书《夜宿中书东阁》诗等珍贵文物，清晰感受到一代文豪非凡的品格。在欧阳修40年的为官生涯中，因生性耿直，3次遭贬谪。当他居庙堂之高时，能犯言直谏、扶危济困；当他处江湖之远时，也能造福一方百姓，始终保持着严于修身、廉政为民的从政风范。在政治生涯和文学艺术领域，欧阳修还以乐于荐才著称，经他举荐的人才不计其数，其中不仅有一批身怀雄才大略的寒门书生，更有政见相左，甚至曾经打压过他的竞争对手。

在后人眼中，曾巩似乎是“唐宋八大家”中最默默无闻的一个，但他是欧阳修最得意的门生。

透过曾巩的墓志铭，记者看到他不平凡的一生：家境贫寒窘迫，21年间，他一边艰难耕读，一边照顾13个弟妹的温饱，直至他们入仕、出嫁。在他的带动下，4个弟弟、几个妹夫也不负所望，先后考中进士，两个弟弟还成长为北宋一代名臣。曾巩对亲人满满的担当、孝慈，对朋友也是坦诚相待。当年曾巩自己科举不得志，却两次向朝廷力荐好友王安石，从中可见曾巩对朋友的真诚坦荡，对国家更是心心系念。

曾巩进士及第后，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仕宦生涯，先到京城当馆阁校勘，后转徙七州任地方官。曾巩勤于政事，关心民生，致力于铲除恶霸、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救灾防疫、兴办学校。卸任时，当地百姓围住衙门挽留曾巩，他不得已带着家人趁夜出城。

柳宗元、苏轼、王安石……今天重温“八大家”的生平故事，他们洒脱、温雅、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的非凡品格，心怀天下、不喜不悲的处世原则犹令后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