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提示TISHI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展出了清拓本苏轼《寒食帖》，内容揭示了北宋文学家苏轼被贬黄州时的独特心境和人生况味。

令人惊奇的是，《寒食帖》的内容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世人看重的是它的书法艺术价值，它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为历代文人所敬仰，也是收藏家的传家珍宝，它的流转更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它历经战乱、天灾，保存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因诗入罪，被贬黄州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129字，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书通篇起伏跌宕，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之作，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辽博“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展出的《寒食帖》拓本，出自清代《景苏园帖》石刻。原石刻是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金石书法家杨守敬与黄冈知县、书法家杨寿昌，根据苏轼《寒食帖》摹刻而成，镶嵌于黄冈东坡赤壁“挹爽楼”中。

沈阳故宫博物馆名誉馆长、考古专家、书法家李仲元告诉记者：“《寒食帖》的诞生本身就有一段扑朔迷离的经历。”

据“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记载，宋元丰二年（1079年），42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感谢皇上的知遇之恩。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人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抓了辫子。为排除异己，他们便拿反对变法的苏轼开刀，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朝政，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故意歪曲其诗，以“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把苏轼从湖州知州任上捉拿到京师御史台，欲置苏轼于死地。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又被称为“乌台”，苏轼之案因诗而起，所以，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

当时，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一批已经退隐的元老重臣为了挽救苏轼四处奔走。苏轼的弟弟苏辙也积极参与营救，苏辙甚至上书皇帝，渴盼将自己一撸到底，以求能赎苏轼的罪。最终，苏轼政治上的死敌、新党代表人物、当时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为苏轼求情，上书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捡回了一条命。

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在监狱中度过了130天的苏轼被释放出狱，“乌台诗案”的结果是苏东坡被贬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苏轼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顶风冒雪，黯然离开京城，被御史台差人押赴黄州。苏轼遭遇的“乌台诗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诗治罪的先例。

将命运的起伏融入书法

“苏轼被贬黄州，虽然有官员之名，却无官职之实，实际上就是以罪人身份被看护、监管起来。”李仲元说。那么，在黄州的艰难岁月里，戴罪之身的苏轼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呢？

远离汉口靠近长江的黄州，当时还是一个冷僻而又贫穷的小镇。按宋朝的规定，贬谪官员是没有资格住官舍的。据林语堂撰《苏东坡传》记载，初到黄州的苏轼，与长子苏迈暂时寄居在黄州城南一个叫定慧院的破庙里。两个月后，家眷来黄，定慧院住不下，他们不得不迁居到临皋亭。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的老友马正卿申请到一块荒地，苏轼在此修建了五间农舍，这才解决了住的问题。因农舍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建成，苏轼为其取名“雪堂”。

宋朝是文人政治，优厚士大夫，即便是被贬的官员，罪状轻者朝廷给一些月俸，以保证其基本生活，但由死罪改为贬谪的苏轼却被停发了月俸。为了帮苏轼渡过难关，马正卿为苏轼向官府求情，申请到黄州城东坡地上的一块荒地，苏轼率领全家开荒种地，还让人从四川老家给他寄来菜种，以解决温饱问题，因为这块荒地在东坡之上，苏轼便自号“东坡居士”，苏轼从此又有了“苏东坡”之名。

到东山坡上开荒耕种的第二年，元丰五年（1082年）寒食节（清明前一天），黄州的天气突然由暖转寒，一早起来，朝霞如彩，谁知到了中午，天边突然乱云飞渡，到了夜晚，蒙蒙如丝的细雨竟夹杂冰雹，噼噼啪啪地敲打下来。东山坡上，已青中带黄的麦穗被打得七零八落。眼看一年的辛劳化为乌有，穷困潦倒的苏轼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惆怅，愤然提笔写下了《寒食诗二首》，并用他一手精妙的书法抄录下来。从此，中国书法史、文学史上的一幅珍品就此诞生，这就是书法神品《寒食帖》的由来。

“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一气呵成的。《寒食帖》的杰出，就在于它既包容了苏东坡书法扁平的‘石压蛤蟆’之讥和肥厚的‘墨猪’之嫌的风格和技巧，又超出了他平时书写的水平，可谓是神来之笔。在这幅书法作品中，苏轼一改惯常温柔敦厚的风格，而是运笔顿挫提按，转腕如轴，字迹忽而加粗，忽而拉长，沉雄激昂、婉转跌宕，墨迹的变化犹如心情和命运的起伏变化。”李仲元解释说。

“石压蛤蟆”和“墨猪”典故出自黄庭坚。苏轼曾嘲笑学生黄庭坚的书法如“死蛇挂树”，黄庭坚反讥老师的书法字扁而平，是“石压蛤蟆”。明代的董其昌笑话苏轼用墨太饱，字像“墨猪”。

在《寒食诗》的第二首中，苏轼写道：连夜的大雨后，江水涨得快要漫进屋子了，厨房里没啥吃的，勉强煮些冷菜，灶里也没有干柴，只好烧点湿芦苇。如此艰难寒酸的生活，表现在书法中，增加了诗之感染力。

从《寒食帖》中，人们可以窥得千古文豪苏东坡背井离乡的苍凉苦楚，以及贬谪黄州的抑郁心情。

《寒食帖》险些被毁

苏轼《寒食帖》问世以后，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被历代文人所敬仰，成为收藏家的至爱珍宝。本次展览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讲述了这件文物曲折的流转经历。

苏轼离开黄州后，因行色匆忙，随手写下的《寒食帖》来不及收入行囊，被州衙一名杂役暗中收在家中，随即被前来探寻苏轼墨迹的河南永安县令张浩以数百两银子的高价收藏起来。

张浩是黄庭坚的好友，对苏轼非常崇拜，得到《寒食帖》后，如获至宝，将其精心置放，每次谒览前，都要洗手焚香。

元符三年（1100年），张浩邀黄庭坚一起欣赏《寒食帖》，并请黄庭坚题跋。作为苏轼的学生，黄庭坚见到这件作品后，有感于苏轼的遭遇，在卷后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大意是说，这件书法作品有颜真卿、杨凝式和李建中的笔意，如果让苏轼再写一遍，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了。他怕将来苏轼看到他的题跋会不高兴，于是又写道这是自己“于无佛处称尊”。

此后，《寒食帖》上的“点赞”与“评论”也越来越多。在不同人手中流转，收藏者众多。到了元代，又被进贡给皇帝元文宗，盖上了“天历之宝”的皇家藏印。明朝中晚期，这件宝物流出宫外。一个偶然的机会，书画大家董其昌目睹了这幅珍贵的墨宝后惊叹不已，在帖后题跋：“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称这是自己看到的最好作品。

清朝时《寒食帖》被收入内府，并著录在《三希堂法帖》中，收藏在圆明园内。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初八，乾隆题跋：“东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后一人。此卷乃谪黄州日所书，后有山谷跋，倾倒至极，所谓无意于佳乃佳……”为了彰显其喜爱程度，又在卷首书“雪堂余韵”四字。

1860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劫掠文物，为了掩盖野蛮的行径，还纵火焚毁了这座“万园之园”。由于《寒食帖》是传统的手卷装裱，收起时纸卷紧密，加上纸的质地厚实，所以它只是烧毁表面。如今，从卷首处乾隆御笔“雪堂余韵”的地方能明显看出火烧的痕迹，《寒食帖》在这场劫难中幸免于难。

随后，《寒食帖》再度流落民间。清朝末年，《寒食帖》被收藏家颜世清购得，后又卖给了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从此《寒食帖》流落海外。

1923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引发了火灾。菊池惺堂的家也被大火包围，菊池惺堂冲进大火抢救出《寒食帖》和北宋《溪山兰若图》、南宋《潇湘卧游图》。此后，《寒食帖》又历经战火，屡经劫难，最终竟然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

二战结束后，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花重金将《寒食帖》购回。王世杰嘱咐儿子在自己去世后把《寒食帖》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才让它结束了跌宕的命运。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手记

将逆境转化为机遇

本报记者 吴 限

苏轼是在逆境中施展才华，将逆境转化为机遇的典型。

书法家李仲元曾评价：“苏轼一生才智过人，德高于众而又率真不羁，故遭人嫉恨贬谪。可称一生愤激多于欢乐，仕路坎坷多于坦途。换置他人恐智丧情衰，再无优创。而东坡竟能文智大展、才艺高扬而光耀千秋，真中华文脉承前启后之翁也！”

苏轼的仕途颇为曲折，可谓历尽艰辛、屡遭迫害。但是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始终不改其乐观的天性，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与底线，不为强权而折腰，在人生逆境中洒脱而达观，赢得后世称道。

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苏轼没有消沉，他务农种药、写诗访友、寻道问佛，完全过上了陶渊明那样的隐逸生活。衣食自足，生活散淡，苏轼感到心满意足，无比快乐。这就是一个文人在逆境中的自解，也是苏轼处世哲学的独到之处。所以，他在去世前不久所写《题李公麟画自像》诗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句话既是苏轼自嘲，也是他达观人生的最好总结。

同时，在黄州，他涅槃重生，化茧为蝶，由苏轼成长为苏东坡，艺术才华如井喷般奔涌而出。在这里，他在雨中一声长啸而成的《寒食帖》，引得文坛激荡，千年来，犹令人追慕不已，成为“天下第三行书”；在这里，他写的一词二赋三吟赤壁留下千古绝唱；在这里，他的《定风波》《临江仙》等佳作迭出；在这里，他的《东坡易传》《论语说》相继完成，他的思想体系逐渐形成……

正像李仲元所说：“黄州本应该是苏轼的贬谪之地，也应该是他的伤心地，却也成了他建功立业之地。如果没有被贬黄州，也许我们今天看不到一个顶天立地的苏东坡，他还只是苏子瞻。所以，被贬黄州，对苏轼而言成为机遇，对中国文化史来讲更是个幸运。”

“在黄州，苏轼在苦难中活出了高贵，在逆境中让人格升华，在苏轼身上有着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高贵品格，有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底线，有着‘处江湖之远思虑庙堂之高，心忧天下’的精神内核。”

总而言之，苏轼在逆境中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标，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蝶变与人格坚守，完成了一次中国知识分子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

采访最后，李仲元有感于苏轼的人生经历，特赋诗：“后凋心未成灰木，禅定身如不系舟。一世功名三处显，黄州贬过惠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