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忠华　　本报记者　　杨　　竞

核心提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文化根脉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而传承人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承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意蕴深远。近年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名义牵头组织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将记录和保护非遗传承人作为重中之重，关注和书写这些文化的守护者和技艺的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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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浩大工程……无形的文化遗产、绝活都在这些传承人身上承载着，每一位有影响的代表性传承人离世，都是一种地方性民俗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巨大损失

2月5日,作为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辽宁非遗展示展演系列活动”的重要部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综述片将在线上开播，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李洪斌、邢传佩等不同类别多个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综述片陆续播出。

201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全面启动，这项记录工程是文化和旅游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旨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自身掌握的精湛技艺通过数字化多媒体手段全面、真实、系统地记录下来，保留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为后人传承、研究、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宝贵资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的主要任务包括口述片、项目实践片、传承教学片和一个综述片的制作。

据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宋晓冬介绍，目前，我省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58人，已去世12人。从2015年开始，我省已有6批36个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列入记录名单中。目前，我省已向国家提交了3批19个项目记录成果，口述文字稿481万字，图片72381张，纪录片时长456小时。这些记录成果全部一次性通过国家验收，并连续3年有4项记录成果获得国家优秀项目。这些记录成果具有地方性与历史性并存、学术性与完整性并行、艺术性与原生性并举等显著特征，很好地展现了辽宁地域文化特色。

作为承载着精湛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每一位鲜活个体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所在，但很多传承人年事已高，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就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浩大工程。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包括非遗传承人综述、非遗研究、影像记录、抢救性记录等。宋晓冬说，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了记录好每一位传承人，充分尊重传承人的意愿，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传承人的工作生活为中心轴线，安排记录工作。通过真诚的沟通，激发传承人参与记录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比如已经96岁高龄的唐派京剧代表性传承人周仲博，将自己掌握的技艺及对唐派艺术的思考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满族民间故事代表性传承人爱新觉罗·庆凯，在以吸氧机维持生命的最后阶段，坚持配合拍摄录制；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和田连元，放下繁忙的工作参与记录，并无私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图文声像资料；还有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在离世前不顾病体积极配合拍摄，留下了宝贵的5个小时口述资料，这也是单田芳生前的最后影像。他们的无私奉献和真诚情怀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人。

辽宁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江帆，此次作为我省拍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综述片的学术专员参与工作，江帆说，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高龄化比较严重，在全国近2000位国家级传承人中，有50%以上的传承人是70岁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承载了核心记忆，这种无形的文化遗产、绝活都在这些传承人身上承载着，每一位有影响的代表性传承人离世，都是一种地方性民俗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巨大损失，因为他们承载着当地文化的大量信息。

在抢救、挖掘、记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有的项目申请记录工程时传承人还健在，等到要拍摄时，传承人已故去了，但这个项目还要继续完成，这给拍摄带来了困难。还比如，满族民间故事代表性传承人爱新觉罗·庆凯能讲很多辽东地区具有满族特色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江帆曾见到他，那时他50岁左右，讲故事讲得非常好，但给他拍片时，他躺在家里的小火炕上挂着氧气瓶，尽力讲了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江帆说，对比之下，讲述的质量、表达能力和记忆力都不一样了，应该说，在传承人状态最好的时候，我们没有条件也没有办法记录他，现在想去记录、整理、保存他的记忆时，他已不在状态了。还有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国家级传承人刘永芹，拍摄时她已经去世了。幸运的是，在2006年东蒙民间故事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文化部门组织工作人员采录、调查、收集东蒙民间故事，已经出了24卷本的《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在喀左活跃着一批蒙古族故事家，他们讲述的故事很多，质量也很高，虽然刘永芹不在了，但拍摄时运用刘永芹生前的影像资料，深入故事传承的背景之中，对这个故事家群体做了一个群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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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传承人个人的口述史、生命史，用立体的视角整体地呈现了一个地域、一个群体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创造。整个拍摄过程延伸到非遗项目厚重的文化背景之中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改变了以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生活的局限性。这项工程的实施，很好地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位、理解和实践，提出见人、见物、见生活。见人，就是要把代表性传承人活态的传承体现出来，把人、物和生活包括在其中，把产生和传承这项技艺的文化背景体现出来。

宋晓冬说，我省列入传承人记录工程的36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涉及非遗各个门类。按照门类，聘任了30多位在相关领域理论基础雄厚、治学严谨且拥有丰富田野工作经验的专家学者。他们以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全程参与口述提纲制定、现场访问、资料校对、实地拍摄、项目成果审核等记录工作环节。比如剪纸类项目学术专员王光不仅出任口述史的访谈者，而且还对现场拍摄给予专业指导。民间文学类项目学术专员江帆，为了更真实地记录古渔雁的生产生活状态，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便随工作组到海边、船厂蹲守，随渔船出海拍摄。学术专员郝赫，发挥自身在曲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专长，特别是他与单田芳是师兄弟关系，与单田芳“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留下了颇具权威性的口述影像访谈，全程严谨、真实生动。

“汪秀霞—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刘则亭—古渔雁民间故事”“刘景春—凌源皮影戏”“赵志国—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四个项目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验收中被评为优秀项目，名列全国前茅。“2019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上，我省是唯一针对“记录工程”阐发经验的省份。

记录需要深入发掘非遗内核，这就需要拍摄团队在人文、地理、历史、民俗等方面进行考证和研究，最终才能深层次地挖掘素材，呈现非遗的文化价值。

非遗传承人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人。比如来自大山深处的医巫闾山满族剪纸传承人汪秀霞剪出的《柳树妈妈》《通天树》《山神》等作品彰显着医巫闾山满族剪纸的朴拙与非凡。比如，在盘锦市辽东湾新区的长发福网铺旧址，有一座辽河口古渔雁民俗博物馆，馆中陈列着大量的锚、樯木、船木、棕绳与海碗碎片等实物，博物馆的主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渔雁民间故事代表性传承人刘则亭。他讲述的古渔雁民间故事，体现了独特的区域性与行业性文化传承。而拍摄记录民俗博物馆，有助于项目的整体呈现。

而有几百年历史的凌源皮影戏是我国北方皮影的重要支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景春自幼跟随兄长习艺，不但完整掌握四弦技艺，而且能在前人基础上改良创新，纪录片通过记录连唱15天的全本大戏《飞虎梦》的前后演出过程，串联呈现刘景春的学艺过程、行艺特质，以及人格魅力。一影一人，一器一生，借由刘景春手中的四弦，古老民间艺术的弦外之音与不息气韵再次展现在观众眼前。医巫闾山满族剪纸传承人赵志国数十年醉心创作，剪纸作品造型传神、真切生动，变形、夸张等技法灵活运用，并在其中寄寓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生活情趣。细细品读会感受医巫闾山满族剪纸之美、之趣。

江帆说，这些纪录片结合了传承人个人的口述史、生命史，用立体的视角整体地呈现了一个地域、一个群体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创造。我省《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综述片能获评优秀，是因为拍摄的视角已经延伸到该项目厚重的文化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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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开展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数字化记录工作。对传承人的影像记录，是保存非遗资料、促进非遗传承、加强非遗研究与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保护文化传统、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有效方法

通过影像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记录，是一件不可替代的工作。影像是当下时代传播非遗最好的手段，不仅是记录，而且还可以通过大众媒体进行广泛传播，唤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负责人田苗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致力于为每一位传承人做一部纪录片，其目的在于研究、传承和推广，服务于大众，服务于世界，而“技·忆永存”的立意就是要把传承人手上的技艺和脑中的记忆用影视文献的方式保留下来。

非遗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在非遗的保护、传承、发展、利用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对于丰富文化多样性，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辽宁来看，目前共有198位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其中46人已经去世，非遗保护面临“人亡艺绝”濒临失传的危险。加强对年龄较大、技艺精湛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数字化记录工作已刻不容缓。

宋晓冬说，从2016年开始，浙江、广州、山东、四川、安徽等省已陆续开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他建议开展我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数字化记录工作。对传承人的影像记录，是保存非遗资料、促进非遗传承、加强非遗研究与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保护文化传统、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