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提示TISHI

在“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展出很多与苏轼相关的文物，其中，有两幅描绘西湖美景的名画，证明了苏轼治理水患的才能。除此之外，主办方还为观众倾心打造了多媒体全息数智人剧场，生动地再现了九百多年前苏轼在徐州抗洪、杭州抗疫和西湖治淤的历史画面和家国情怀。

徐州抗洪 碑烁黄楼

在辽宁省博物馆，记者注意到，在第三展厅的展板上展示了苏轼在徐州抗洪的文物和图片。除此之外，主办方还在此展厅中设有全息数智人剧场，生动地再现了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900多年前在徐州抗洪的历史画面和家国情怀。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介绍说，苏轼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忠义两全、心怀天下。在对儒家道统的维护、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的坚守、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大义的维护上，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至今依然不乏共鸣。

公元1077年，身处王安石变法斗争漩涡中的苏轼，身心疲惫，自请外放。他的申请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于四月来到了徐州，担任徐州知州。初到徐州的苏轼，暂时远离了党同伐异，明争暗斗，心情不错。此时的徐州风和日丽，政治清明。只是苏轼没有料到的是，一场远比官场争斗更为严峻残酷的考验来到了。

据苏辙《黄楼赋》记载，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决口，“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于南清河入于淮，一合于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黄河一泻千里，所到之处皆为汪洋，并很快朝徐州奔来。

七月下旬，当得知黄河决口的消息后，苏轼立刻组织徐州军民在城中积蓄土石、干草，加固城墙、填补缝隙。八月廿一日，滚滚洪流抵达徐州城下，“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苏轼立即选派水性出众者组成水上救援队，驾船搜寻流落在城外或者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难民，给他们带去食物或载入城中。事实证明，苏轼这一策略相当有效，一时“得脱者无数”。

随着洪水泛滥，局面失控。城中的富人大户纷纷打点行李准备出城躲避，一时人心惶惶。面对这种局面，一向温文尔雅的苏轼拿出了壮士断腕的气概，厉声喝止道：“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并做出了人在城在、人亡城亡的承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见《宋史·苏轼传》）一时人心大定，众志成城。苏轼说到做到，以身作则。他马上在城墙上搭建了茅屋，作为自己的临时指挥部，日夜巡视，亲自调度。

史料记载，苏轼先是采用前人的经验和方法，将徐州城的数百艘船系缆在城下，靠船只的阻挡，减轻洪水对城墙的冲击。然后苏轼发动群众想办法。很快便有年长者建议在城内修筑两条防水堤，阻隔分断洪水。苏轼经过考量后，认为此法可行，用最短的时间建成防水堤。

此外，苏轼动员驻扎在徐州的禁军参加抗洪。按宋朝制度，知州无权调动禁军，禁军由皇上直接指挥。苏轼对禁军首领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禁军将士奋然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见《宋史·苏轼传》）很快军民齐上阵，大家争分夺秒，日夜赶工，终于赶在洪水破城之际，修好了一条3.8公里的长堤。

抗洪期间，苏轼布衣草履，在城上吃住，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抱着“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的决心，打算与徐州共存亡。终于，十月初五，经过70多个昼夜奋战，全城军民战胜了水灾，保住了城池。

洪水退后，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徐州百姓的赋税，增筑“外小城”，以巩固内城。由此，皇帝下旨，表彰苏东坡抗洪保城的功劳，赞扬他：“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淹没之害。”（见《奖谕敕记》）

为纪念此次抗洪救灾的胜利，次年二月，在修复城墙时，苏轼在城东门挡水要冲修建了一座两层高楼，题名“黄楼”，取黄土镇水之意。后苏轼邀请苏辙﹑秦观等人登黄楼参观，苏辙因此作《黄楼赋》以纪念，并由苏轼亲笔书写刻碑于楼中。

西湖治淤 美景永驻

在展览第三单元，主办方还通过绘画作品，展现出苏轼“为政以德”的一面。

两幅绘画作品分别是南宋马麟《荷乡清夏图》和清初“四王”之一的王原祁手绘绢本《西湖十景图》。在这两幅手卷上，长长的苏堤横贯画卷，“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的美景呈现在画面中。

据林语堂《苏东坡传》记载，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34岁的苏轼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被葑草藻荇淤塞了十分之三；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52岁的苏东坡第二次出任杭州知府，此时西湖淤塞得更加严重，湖水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

苏东坡决定治理西湖。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奏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他把西湖比作人的眼目，状中写道：“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苏轼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动员了20万军民疏浚西湖，又通过各方渠道筹措钱款以及米粮。他组织人挖出西湖内的葑草和淤泥，用这些淤泥和葑草建造出一座大堤，此堤横贯西湖南北，长约80丈、宽5丈，既清理了河道淤泥，又缩短了交通路程。为了能够让此堤的两侧通船，苏轼又在长堤上修建了6座石拱桥，分别是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还在湖中种植荷花，在堤上栽杨柳，又建了9座凉亭，以方便行人休息。苏轼因此在《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一诗中写下“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的诗句以纪念。后来，杭州人民为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把他修建的这条长堤命名为“苏堤”。

为了对西湖的环境进行维护，苏轼还将岸边的湖面租给民户种植菱角。因为每年春天农民在浅水种菱，都需要清除水中藻荇，做到寸草不留，才可下种，所以凡是种菱的地方，杂草都不易生长。这个办法使西湖沿岸湖面得到彻底清理。

为了防止种菱户侵占水面，苏轼在湖上立了几座小石塔，以此作为湖面和种菱水域的边界线。但他未曾想到，这些小石塔后来成了西湖上有名的景致。南宋时，著名画家马远绘出了《三潭印月图》，这个景致也因此成了西湖十景之一。

苏轼一生除了在西湖建有苏堤，还在颍州的西湖、惠州的西湖修筑了长堤。如今这些水利设施仍然在用，并且成为当地最有名的风景。

董宝厚介绍说，作为主办方，就是希望通过文物让大家看到，以苏轼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如何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大爱情怀。

杭州抗疫 安济众生

省博物馆展厅的全息数智人剧场，讲述了杭州瘟疫肆虐时期，苏轼兴办医院，救民于水火的故事。

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在建完苏堤、治理水患之后，杭州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瘟疫，成百上千的民众在疾病中死亡。大疫流行高峰，商贾不行，市场萧条。

苏轼平日爱好阅览医书，收集天下奇方。在黄州时，他曾从老友巢谷处得到一张由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猪苓、柴胡、藿香、石菖蒲等20多种药材构成的“圣散子”秘方。药材虽然廉价，对瘟疫却有惊人的疗效。当时，巢谷对这一秘方视若珍宝，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后来逼苏东坡对着江水发了毒誓，决不再传给他人，才把药方交给了他。

面对杭州的瘟疫，苏轼毫不犹豫地献出秘方。这个秘方，每帖药只需要一文钱，便于普及。他还自费采购了许多药材，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汤剂，过往行人“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至于它起到的效果，《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载：“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

后来，苏轼下令将常平仓米减价出粜给平民百姓，还派专人每天煮粥施舍、煎药给无钱的病人服用。他派出专人带了郎中在杭州城内一个坊一个坊地去治病，不遗弃任何一个没钱的穷人，救活了大批病人。瘟疫过后，为防患于未然，苏轼拨出公款纹银2000两，又个人捐赠黄金50两，在杭州创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病坊设立三年，治愈病人数以千计。据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

在苏轼的努力下，这次疫情很快就平息了。这一次战胜大瘟疫的过程被视为教科书式的救灾，苏轼所采用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官方分发医药、印制医书、提供药方、鼓励民间医师行医、号召富人捐款等被后世人模仿。

到宋徽宗执政时，苏轼创办“安乐坊”模式引起朝廷关注，于是各地设置这种医院，起名“安济坊”，专为穷人免费治病。

苏轼为官期间，屡遇疫灾，见到大批百姓被疫灾夺去性命，他开始研究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并入《苏沈良方》，流传至今。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手记

心怀天下济苍生

本报记者 吴 限

谈及北宋文学家苏轼，脑海中浮现的也许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经典诗词，抑或是因他而出名的一道名菜“东坡肉”，又或者是其身上被赋予的“唐宋八大家”“宋四家”的举世英名，但事实上，苏轼还是一位爱民如子、心怀天下的父母官。

现代著名学者林语堂曾戏言苏东坡为“火命”，因为不管他身在何处、处在何方，总是身先士卒，为民请命，为民解忧。纵观其足迹，在黄州也好、徐州也好、杭州也好、琼州也好，苏轼为官40年，每到一处，重要的工作就是访贫问苦，扶危济困，为民请命，不计得失。他心里装着百姓，装着大爱，他穷达如一，始终坚守直言敢谏、爱国爱民、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他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知民情、晓民意，哀民苦、体民心，其浩然之气真是扑面而来。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说，苏轼在地方履职期间所做的一系列民生工程，给苏轼带来的成就感，丝毫不亚于其文学成就和艺术创作。这些民心工程，立足当前，规划长远，如在整治杭州西湖时，退耕还湖，恢复原貌。他修筑的那些民心工程，不仅浸润当时，更浸润长远，遗泽后世。于今观之，仍感亲切。或许这是苏轼留给我们的另外一种传世的经典作品，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唐宋八大家”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对儒家道统的维护、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的坚守、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大义的维护上，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这一精神境界不仅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更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最深的奥义所在。两朝人组合而成的“唐宋八大家”虽已远去，但通过浩瀚的历史文物展现出他们留给后世的精神光辉，化成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滋养着无数中华儿女，更是成为民族精神宝库里永不熄灭的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