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越

提示TISHI

“攀髯路断三山远，忧国心危百箭攻。”——在辽博展出的《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中，有一首《夜宿中书东阁》诗。欧阳修一生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为官四十年，积极参与了范仲淹主张的庆历新政，是北宋王朝的核心决策者之一。透过这幅书法手迹，我们能领略到欧阳修淡泊名利、刚直敢言、心忧天下的襟怀风骨，正如其知己魏国公韩琦称赞：“天资刚劲，见义敢为，襟怀洞然，无有城府。”

直言劝谏曹太后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展出欧阳修手书《夜宿中书东阁》诗中写道：“翰林平日接群公，文酒相欢慰病翁。白首归田空有约，黄扉论道愧无功。攀髯路断三山远，忧国心危百箭攻。今夜静听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在诗后，有南宋名臣周必大跋文解读：“右欧阳公嘉祐八年冬末诗。按昭陵（指宋仁宗）以是年春晏驾，十月复土，时厚陵（指宋英宗）再属疾，两宫情意未通，故有攀髯路断，忧国心危之句云。”

据史料记载，嘉祐八年（1063年）春，宋仁宗突然驾崩，十月下葬。因其无子，最后由过继的儿子继位，即宋英宗。不久宋英宗也病了，遂诏请曹太后垂帘听政，但太后和皇帝“左右交构，几成嫌隙”。时年57岁的欧阳修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这首诗就是作于这年冬末，他偶然有事留宿禁宫内中书东阁。

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馆员张书慧向记者介绍，“静听丹禁漏”，让欧阳修触景生情，想起宋仁宗时的往事。宋仁宗时，欧阳修当了多年翰林学士，非常受宋仁宗赏识，经常陪同皇帝读书、为其讲解，需要常在皇宫内值宿，以便皇帝随时传唤。

张书慧说，宋仁宗有3个儿子，不幸都夭折了，他一直期待后宫嫔妃为自己再生个儿子，所以他执政40余年，迟迟没有立皇储。为此欧阳修等人屡次上书劝谏，最终仁宗才确立皇侄、濮王之子赵宗实为皇子，没想到半年之后，宋仁宗就崩逝了。

曹太后垂帘听政后，与宋英宗言语不合，产生矛盾，再加上太监在一旁挑拨离间，时间一长，曹太后就萌生了废掉宋英宗的想法。这样两宫不和，直接关系到政局的稳定，几个月来欧阳修真是“忧国心危百箭攻”。

一天，曹太后命人送来一份文书给宰执大臣，文书中历数英宗的过失。宰相韩琦和欧阳修连忙面见太后，太后竟然呜咽流涕。韩琦说，这都是英宗生病的缘故，儿子有病，做母亲的能不宽容吗？曹太后听了很不高兴。欧阳修连忙从旁劝解。

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载，欧阳修对太后说：“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著于天下，妇人之性，鲜不妒忌，昔温成骄恣，太后处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间，而反不能忍耶？”就是说，太后侍奉仁宗数十年，仁德的名声传播天下，面对当年张贵妃的恃宠骄恣，太后尚且宽宏大量，处之裕如，今天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容忍了吗？这番夸奖让曹太后宽慰了很多。接着，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驾，天下秉承遗命，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深居房帷，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意思是说，这是仁宗立的皇帝，谁敢不从？一番话绵里藏针，太后听了默然无语，从此打消了废立的念头。

为范仲淹鸣不平

范仲淹是欧阳修最为敬佩的同僚，此前两人并无私交。欧阳修曾经称赞范仲淹：“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景祐三年（1036年），吏部员外郎范仲淹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亲信，向仁宗皇帝呈上一份《百官图》，详列朝廷各职能部门主要长官名单，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立即弹劾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最终宋仁宗将范仲淹罢免、放任饶州知州。摄于宰相威权，那些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责的谏官都缄默不语。

据欧阳发（欧阳修长子）《先公事迹》载：这天，馆阁校勘欧阳修在一次聚会中遇到谏官高若讷，“若讷非短范公，以为宜贬。”欧阳修非常气愤，回到家中，铺开纸笔，慷慨陈词，写就《与高司谏书》。文中言辞激烈地谴责高若讷不知羞耻：“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欧阳修深知这封信可能带来的后果，但在文章的最后，欧阳修还是不顾个人安危、毫无畏惧地写道：“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范仲淹）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高若讷读到这封信，果然暴跳如雷，立即将信件交付朝廷，欧阳修“遂坐贬为夷陵令”，但欧阳修对自己的行为不后悔。

康定元年（1040年），因西夏战事，朝廷重新起用范仲淹，在范仲淹的举荐下，欧阳修官复原位，仍入京为馆阁校勘。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谏官。当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庆历四年（1044年），由欧阳修起草上奏《详定贡举条状》，从人才培养到人才选拔，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科举考试的“精贡举”措施。在人才培养方面，主张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让学生在本地接受教育，由地方官员考察其德行，选择品学兼优的人推荐应试。在人才选拔方面，提出科举考试先策论后诗赋，引导全国学子关注治理国家的思考，简化诗赋考试的程式规范，让人的思维得以驰骋，把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不久，朝廷发布了欧阳修起草的《颁贡举条制敕》，正式颁行新的科举考试条例。同时，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学。虽然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后来失败，但这些改革思路无疑推动宋朝文化走向全面兴盛。

为韩琦写《昼锦堂记》

欧阳修宦海生涯40年，结交了一位挚友和政治知己——宰相、魏国公韩琦，两人年龄相仿，韩琦比欧阳修小一岁。自景祐二年（1035年），两人同朝为官，此后他们志趣相投，关系日近。从《欧阳文忠公全集》可知，此后两人书信频繁，仅从庆历二年（1042年）到熙宁四年（1071年），通信就达45封。

韩琦在《祭少师欧阳公永叔文》中评价称：“余早接公，道同气类，出处虽殊，趣向何异。暨忝宰司，日亲高谊，可否明白，襟怀坦易，事贵穷理，言无饰伪。”

在多年共事中，欧阳修与韩琦配合默契，虽然意见偶有不同，但都能坦诚相见，因此情谊日深。欧阳修也深深感到韩琦的光明磊落和胸怀博大，晚年特意为韩琦写了一篇《昼锦堂记》，表达对韩琦的由衷敬佩。在辽博“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展出一件清拓《蔡襄楷书欧阳修昼锦堂记》，就再现了这段文坛佳话。

张书慧介绍，韩琦是相州（今河南安阳）人，至和二年（1055年）任相州知州时，在州署后园修建一间昼锦堂。治平二年（1065年），欧阳修为其撰《昼锦堂记》，记文简洁流畅，说理透彻，由宋书法四大家之一蔡襄将记文书于石上，书体端正遒劲，遂成为欧阳修传世名篇。

欧阳修《昼锦堂记》正题反做，开篇写魏国公不以前人衣锦还乡、非富即贵当作荣耀之事，却以此为鉴戒。接着写韩琦以造福于民、为国家建立功勋而留名青史作志向：“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赞誉他：“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为社稷之臣矣!”称韩琦面临重大事件，决定重大问题，都能衣带齐整，不动声色，把国家治理得稳如泰山，可称得上是国家重臣。这一论断被后世视为对韩琦的定评。

据文献记载，蔡襄在书写碑文时，传其一字书写数张纸，从中选取最佳者采用，可见格外精心。原石在1065年刻立，后毁没，元代至元年间重刻。辽博此拓为重刻清拓本，是近代考古学家罗振玉旧藏。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手记

为官当“不营一物”

本报记者 商 越

欧阳修在他40年的为官生涯中，因生性耿直，三次遭贬谪。当他居庙堂之高时，能犯颜直谏、扶危济困；当他处江湖之远时，能造福一方百姓，始终保持着严于修身、廉政为民的从政风范。

翻阅典籍，记者从欧阳修写给侄子的一封信中，看到这位北宋政治家的廉洁自持和勤勉报国。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他的侄儿欧阳通理任象州司理。一次写信给叔叔，要买些当地特产朱砂送来，欧阳修忙回信告诫道：“吾不缺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

欧阳修认为，地方官员如果每到一处都有心购买土特产，很容易造成以权谋私、巧取豪夺，乃至行贿受贿的风气。因此他坚持不买一物的原则，以保持清廉，而这也是其父欧阳观的遗风。

其父欧阳观在绵州做官三年，“为吏至廉”“不营一物”，离任时，唯有蜀绢一匹，“画为《七贤图》六幅”（见欧阳修《七贤画序》）。欧阳修十分珍视这唯一的纪念物，每年祭祖时，常供奉《七贤图》画，缅怀父亲，不忘先父清廉之风。

欧阳修也常常勉励后生：“每事当思爱惜，守廉、守贫、慎行刑。”（《与十三侄奉职》）在《与十二侄通理》的信中，他叮嘱侄儿：“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40多年后，苏轼看到这些信也十分感慨，他说：“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见真伪。”（苏轼《跋欧阳家书》）

欧阳修不仅严格修身自律，在反腐肃贪方面更是刚直敢为，对贪官污吏主张严惩不贷，毫不手软。庆历年间，边将葛宗古等贪污巨额军费营造豪华私第，案发后有人以边将身负重任为由，主张从轻发落，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他们于国于民无尺寸之功，反而徇私枉法，不严惩“无以戒后”。同一年，淮南转运使吕绍宁刚到任就搜括民财，企图取媚朝廷加官进职。欧阳修立即上奏皇帝，要求仁宗拒收进贡，并派专人查处此事，结果吕绍宁以刻剥百姓牟取暴利而治罪。

“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这是欧阳修在《廉耻说》中的论点，他认为廉洁知耻是一个正人君子最重要的节操。在《廉耻说》中，欧阳修说：若士君子“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这是欧阳修为匡正时弊发出的警示，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其克己奉公、廉政为民的桩桩小事，对当代官员仍有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