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提示TISHI

“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位文豪与辽宁有渊源。其中，唐朝的韩愈世称韩昌黎，祖籍是今辽宁义县；欧阳修出使辽国时享受最高礼遇，契丹人把他的词编成歌，在酒宴上传唱；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到过今天辽宁的凌源与建平，写下了二十八首诗。

韩愈祖籍为今辽宁义县

沈阳故宫博物院名誉院长、考古专家李仲元告诉记者：“谈到‘唐宋八大家’与辽宁的渊源，首先要提到的是韩愈。”李仲元指着展柜中展出的宋刻本《昌黎先生集》说：“韩愈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或‘昌黎先生’。以前的文学史都注明‘昌黎’为今河北省昌黎县，昌黎县也将韩愈作为第一位历史名人。”李仲元接着指出，其实“韩昌黎”的“昌黎”根本不是河北昌黎，原因很简单，韩愈之前，河北还没有昌黎这个称呼。

史料记载，今天的昌黎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战国时为燕国地，秦汉至北魏时属辽西郡。隋时改为新昌县，后又改为卢龙县。唐朝时此地属河北道平州，仍称卢龙县。辽时改称广宁县。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改广宁县为昌黎县。李仲元指出，从时间推算，此时，韩愈已去世365年，所以说韩愈祖籍是河北昌黎县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那么，韩愈所称的“郡望昌黎”的“昌黎”到底在哪里？

李仲元认为，“昌黎”在辽西，具体说在今天的辽宁义县。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也指出，依据韩愈提供的“郡望昌黎”的信息线索，可以推断，韩愈的故乡在辽西的大凌河流域。王绵厚在文章中提到，“昌黎韩氏在西晋‘永嘉之乱’后迁往辽西，落地昌黎。在韩愈生前200余年的北齐，文宣帝亲伐契丹，先经白狼城（今喀左黄道营子），北行大凌河中游至‘昌黎’，然后达龙城（今朝阳），最后出朝阳北大青山关口而入契丹腹地。我半个世纪间十余次考察凌河古道，上述故地均有史迹可考，可为探查昌黎韩氏起源提供佐证。”

史料记载，在韩愈之前，昌黎之地名曾有数次更改，但都没有离开过今天的朝阳和义县。汉安帝（107年—125年）时改交黎县为昌黎县。这时的昌黎县为辽东属国都尉治所，其地在今辽宁义县境内。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设昌黎郡，治昌黎县，郡县同治。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昌黎郡迁于柳城（今朝阳市），这时的昌黎郡治在今朝阳市内。公元436年，北魏灭北燕，昌黎县属北魏营州昌黎郡，在今天的义县，大约在唐初或“安史之乱”时，昌黎县被废除。

李仲元指出，韩愈虽出生于颍川，籍贯河南，但以“郡望昌黎”自称，其实也是在强调自己的出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突出门阀、士族地位的鼎盛时代，地望和婚姻是门第身份高下的重要标志。辽西昌黎韩氏曾是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从昌黎韩氏谱系的考证来看，自北朝至隋唐，昌黎韩氏人才辈出，名声显赫。《魏书·韩麒麟传》记载，韩姓祖先官位最高的当为西汉大司马韩增，北魏重臣韩麒麟、韩显宗、韩兴宗、韩贞，该五人的籍贯都是昌黎棘城人。这一时期，“昌黎”还与公、侯、伯、子、男一起作为封号封予韩姓人士，如韩择木被封为昌黎伯、韩渥被封为昌黎男，韩建、韩凤被封为昌黎王。也有外姓人被封为昌黎王的，如北燕皇族后裔冯熙（北魏冯太后之兄）就被北魏封为昌黎王，可见昌黎地名之高贵。而韩愈称自己为“韩昌黎”，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世和地位。

欧阳修出使辽国时享受最高礼遇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八月，辽兴宗耶律宗真去世，辽道宗耶律洪基继位，定于翌年年初举行登极大典。宋仁宗遂派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的身份“贺契丹登宝位国信使”出使契丹，出席庆典。

欧阳修一行人于十一月中旬冒着凛冽的北风从汴梁出发，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辽国。

据《辽史·本纪十一卷》记载，欧阳修在辽国时受到了辽国的最高礼遇，辽道宗赐御宴的同时，让陈留郡王宗愿、惕隐大王宗熙、北府宰相萧知足、尚父中书令晋王萧孝友4位重臣作陪，其中宗愿、宗熙是契丹皇叔，萧孝友是太皇太后的弟弟，而北府宰相则是百官之首，这种接待规格打破了辽国常规的接待宋使的礼遇，在宋辽关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辽道宗坦率地告诉欧阳修：“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尔！”就是说，因为你的名声太响亮了，所以打破常规来接待。

在4位作陪的重臣中，萧孝友的身份尤为特殊，曾先后被封为兰陵郡王、陈国王、吴国王、韩国王、燕国王、亲国王，他陪欧阳修喝酒时的身份是“尚父中书令晋王”，仅从地位上讲，就给足了北宋使臣面子。

史料记载，当时接待欧阳修的辽国官员为了表达对欧阳修的盛情，特请来当时辽国最著名的歌姬在席间歌舞助兴。这本是平常之事，但当歌姬开口之时，欧阳修等人都惊呆了。原来，这歌姬所唱之曲皆为欧阳修所作之词。由此可见，欧阳修不但在宋朝，而且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心目中, 也享有极高的威望。足以证实辽道宗所说的“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尔”是真心话。

欧阳修一行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一月从辽国启程返回宋朝。途中，他写下了《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和《奉使道中五言长韵》两首诗作。

在《奉使道中五言长韵》一诗中，欧阳修写到“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描写了契丹民族无论老幼、妇孺都具备的勇武性格与豪爽气质，同时也佐证了史籍所载的契丹人在渔猎捺钵时妇女儿童相随行的史实。欧阳修在诗中还写道：“白草经春在，黄沙尽日蒙。”在欧阳修眼里，辽国的腹地依旧春寒料峭，与冬天没有太大的区别，田野里没有一丝绿意，只能看到去年干枯的败草及遮天蔽日的沙尘。

李仲元指出，无休止、无节制的开垦放牧是导致辽西土地沙化的元凶。因土地的不断沙化，导致风灾、旱灾、雹灾、洪水泛滥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接连暴发，特别是沙尘暴。《辽史·本纪十一卷》记载：辽清宁五年（1059年），滦水县令王鼎在自家庭院休息，忽然一股暴风袭来，“举卧榻空中……须臾，榻复故处，风遂止”。辽朝中期，有个官员叫勃鲁里，一次，他带几十人因公差外出，突然“天地晦冥”，尘土遮住了阳光，大风将43个人卷起来“飞旋空中”，飘到数里之外，勃鲁里幸免于难。

可见，在欧阳修出使辽国时，辽西与内蒙古接壤地区的草原沙化问题已相当严重了。有专家提出：欧阳修很可能是历史上关注古代辽宁环保问题的第一人。

苏辙出使辽国曾游历凌源与建平

另一位出使辽国的使臣是苏辙，可以确定的是，他到过辽宁的建平和凌源。

宋元祐四年（1089年）八月，翰林学士苏辙和刑部侍郎赵君锡等人代表北宋朝廷出使辽国。出使途中，苏辙写成《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记述沿途见闻、契丹风俗，抒发思乡情感，成为传世之作。苏辙这次出使契丹，不仅到了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境内），还游历了榆州（今朝阳凌源）、惠州（今朝阳建平）。《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之十三《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就是在榆州神水馆所写。据考证，神水馆就是今天朝阳凌源的热水汤。《承德府志卷·十七》记载：“建昌县（今凌源）有阿兰善河，汉名神水，在县治北四十里，俗名热水汤。”

苏辙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第二首中写道：“夜雨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胡天。试依北斗看南斗，始觉吴山在目前。”表达了苏辙盼望与兄长苏轼能在风雨之夜一起谈论古今，一起对床而眠，如今却相隔万里的惆怅。苏辙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第三首中写道：“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这里苏辙重温兄弟二人此前立下的约定，说好决不对官场长期留恋，将来一定提前退隐，重温兄弟之情，享受人生之乐。

史料记载，契丹人对苏轼非常崇拜，苏轼的诗作在草原上广为流传。苏辙出使辽国时，也体会到苏轼在辽国的知名度。此时，苏轼的诗集《眉山集》刚刚刊印不久，苏辙在奉使途中，便看到了契丹人翻刻的《眉山集》。当苏辙住进辽国的驿馆后，一抬头看到墙壁上题的都是苏轼的诗文，着实让他吃惊不已。辽国都城许多人听说宋使是苏轼的弟弟苏辙，都纷纷向苏辙打听他哥哥“大苏”——苏轼的情况。苏辙写《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发出感慨：“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苏辙不会想到，在他出使辽国38年后，北宋灭亡了，被金所掳的宋徽宗、钦宗二帝及贵族官僚技艺人等三千余，几乎和苏辙出使辽国走的是同一条路，由燕（河北一带）出发，经建州（今朝阳黄花滩）、霸州（今朝阳县木头城子），过闾山（今北镇），渡辽河到东京（今辽阳），再北上经沈州（今沈阳）、八面城（今昌图县北），一路押解北上五国城。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还有一首写朝阳建平的，这就是第十二首《惠州》。诗中这样描写朝阳建平一带的景象：“孤城千室闭重闉，苍莽平川绝四邻。汉使尘来空极目，沙场雪重欲无春。羞归应有李都尉，念旧可怜徐舍人。会逐单于渭桥下，欢呼齐拜属车尘。”从中可以看出，在欧阳修出使辽国30多年后，辽西的沙漠化程度越发严重了。

据《辽史·本纪第一》记载，朝阳在唐朝后期还曾一度为奚族所据。苏辙在《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之《奚君》中描绘了当时朝阳人的生活习俗：“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不知臣仆贱，漫喜杀生权。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奚是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游牧部落，后来形成六部，称“六百家奚”，生活在辽西老哈河—带。后在辽德祖与辽太祖的前后数次征讨下，奚族统一在契丹政权之内。此后，奚族人逐渐与契丹人融合在一起，有的与汉族或其他民族融合了。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保大三年（1123年）八月，奚族又被金将郭药师所灭。从此，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之《奚君》诗中“奚君”是奚王族中的一位。从苏辙的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辽西朝阳在那个时候，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民风淳朴，古燕国的习俗仍在，奚汉之间不准通婚。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手记

千年文心写辽宁

本报记者 吴 限

今日辽宁与“唐宋八大家”之间究竟有何内在关联？

平心而论，历史上辽宁之地虽未入宋朝的版图，但“唐宋八大家”确实与辽宁有着不解之缘。在探讨这一课题时，我们在他们的诗歌中寻找到曾经的“辽宁记忆”，沿着这一线索，我们会找到韩愈，找到欧阳修，找到苏辙……

沈阳故宫博物院名誉院长李仲元表示，由于唐朝时就开始经营东北，到了宋朝又与契丹民族长期友好交往，使东北获得了相对的和平与安宁，唐宋的官员很多都有出使辽国的经历。

在“澶渊之盟”后，宋、辽成为友好的邻邦，双方展开了持续100多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种基于平等地位、友好关系的融合，延展近十个世纪。从慕容、宇文、契丹等诸多东北游牧民族错综复杂的起落浮沉，从大唐、北宋之前世今生与辽宁白山黑水间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会自然厘清一条传承明晰的历史脉络：辽宁与中原的唐、宋王朝血脉相连，这里既是大唐的边疆重地，又是丝路文化的要害节点，辽国与唐宋亦友亦亲亦敌。渤海大学教授崔向东曾对辽西走廊做过多年深入研究，他认为，辽西走廊的文化概念是一条“诗书之路”，中原汉文化的典籍文章源源不断地经过辽西走廊输入东北，尤其是唐、宋、明、清时期，诗书之路相当繁忙。生活在东北的多个民族能够接受、吸收中原先进的汉文化，一条重要渠道就是通过辽西走廊传入的。最终，生活在辽东大地上的人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接班人，成为唐宋文明的关键继承者。

历史从未断裂，文明强韧延续。通过本次“唐宋八大家”的展览，我们又一次梳理出八大文豪和辽宁的历史渊源，而随着这一系列沉睡历史的破雾而出，随着后人对这些震撼史实的重新认知与解读，它必将产生由古及今、厚积薄发的现实发酵作用，形象立体地展示出一个有国宝、有历史、有文化的真实辽宁、厚重辽宁，从而激发今日辽宁人对家乡、对国家、对历史的深沉热爱，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引领人们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