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越

提示TISHI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一幅现代油画《北宋嘉祐二年科考》，再现了嘉祐二年科举考试的盛况，登榜进士人才济济、群星璀璨，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几乎包罗了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杰出人物，其中“唐宋八大家”就占了三席：曾巩、苏轼、苏辙。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

同时展出的另两件拓片——苏轼楷书《欧阳修醉翁亭记》和《欧阳修丰乐亭记》，是苏轼在欧阳修去世二十年后书写并刻石立碑于醉翁亭和丰乐亭，表达对恩师的敬重怀念之情。

考试实行糊名誊录制

“这幅油画借用国画的写意手法，展现了苏洵送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进京赶考，与欧阳修见面的场景。”《北宋嘉祐二年科考》油画的创作者、辽宁美术馆画家陈鹏给记者讲解，这幅油画选取嘉祐二年（1057年）科考的时间节点，呈现了当时“宋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齐聚京城的历史画面。

油画以一个穿红衣戴官帽，背对观众的人为中心，他就是欧阳修。从四川赶来送子赶考的苏洵拄着竹杖，穿白衣的苏轼与穿绿衣的苏辙向欧阳修拱手鞠躬，苏洵左侧“手不释卷”的是欧阳修门生曾巩，后边红衣骑马者为路过此地的王安石，他当时在京城任管理马匹的群牧判官，画右侧穿绿衣者为欧阳修好友、“宋词鼻祖”梅尧臣。此外，远处的树枝上还独具匠心地画了三只喜鹊，寓意金榜题名、喜鹊登枝。至于这7个人的长相，陈鹏参照了清代“八大家”画像的骨骼，描画其时相应年龄面貌，而宋人服饰、竹杖、书生赶考使用的书箱等，参考了《清明上河图》等古画。这样一幅生动的油画，将观众的思绪一下子拉入千年前那场群星璀璨的科举考试……

嘉祐二年正月初六，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是公认较为完备严密的，建立了锁院、糊名和誊录等公正严格的制度，对后世的科举考试产生了深远影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美华告诉记者，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经逐级选拔，择优录取。解试是由各州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一般在秋天举行。解试通过的考生称为“中举”，于次年春天到京城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考试。因礼部属尚书省，简称省试。省试通过后，进入殿试，由皇帝在金殿上进行考试。殿试通过，即可直接授官。

嘉祐二年主考的其他考官还有王珪、梅挚、韩绛、范镇和梅尧臣等人。按照惯例，他们提前被带到贡院考场，与外界断绝联系，实施“锁院”，这次锁院前后共50天，在里面出题、阅卷、定等，直到放榜后，才能解禁出院。

欧阳修在《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诗中，描写了考场内群英聚集、考生紧张答题的场面：“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从诗中可见，当年的考场上安静肃穆，只听见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如同春蚕嚼叶，欧阳修说自己心神耗尽，幸亏有赖同僚精于识别，共同为国选拔英才。

为防止营私舞弊，宋代科举考试实行考卷糊名和誊录制度。即考试结束后，试卷先交编排官，去掉籍贯、姓名等，另行编号，然后交给封弥官誊写一遍（以防考生在试卷中做记号），校对无误后，盖上御书院印章，这就是糊名制度。然后由初考官、覆考官两次判卷，定出等第，随后由详定官启封，以两次判卷结果，决定等第名次，最后交还编排官，揭去糊名，恢复姓名、籍贯，决定礼部录取的名单，整个过程极为周密紧张。正因如此，考官判卷时不知考生姓名，更看不到考生的真实笔迹。

利用主考官身份力促文风改革

千年前的北宋文坛，盛行一种艰涩险怪的“太学体”文章，还有一种浮艳拼凑的“西昆体”，欧阳修对二者采取批判态度。他提倡继承韩愈的文风，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反映现实生活的散文。因科场文风与整个文坛息息相关，这次受命出任主考官，欧阳修决心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通过这次科举考试，去除积弊、刷新文风，按自己的标准选拔人才。

当时在“太学体”中有位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叫刘几，这一年他也来应考。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刘几最喜欢用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欧阳修早已听说此人，读过他的文章，非常厌恶。这天阅卷，欧阳修看到有一篇艰涩怪僻、不堪卒读的文章，其中几句说：“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认为，这一定是刘几的文章。于是，他在后边接续了两句：“秀才刺，试官刷。”并用大红笔从头到尾横抹一道，称为“红勒帛”，又批上“大纰缪”三个字，张榜贴在墙壁上，让各位考官参观。后来揭去糊名，果然是刘几的文章。

这一年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阅卷时，看到一篇文章仅用600字，就简洁明了地论述了忠厚为本、以仁政治国的思想。他激动不已，立即呈给主考官。欧阳修阅后又惊又喜，觉得此文引古喻今，说理透彻，既阐发了传统仁政思想，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初欲评为本场第一，但转念一想，如此出色的古文，当今恐怕只有自己门下弟子曾巩才写得出，倘若把曾巩取为第一，难免有营私舞弊之嫌，只好忍痛割爱，让这篇文章屈居第二。可是等到放榜的时候才知道此文作者原来是四川眉山的考生——苏轼。

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作为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自认才华在门生之下，并要为苏轼出人头地开山避路，其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展厅中展出的宋拓《欧阳修醉翁亭记》及《欧阳修丰乐亭记》，都是欧阳修被贬滁州时所写。《醉翁亭记》初刻碑石字小刻浅，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在恩师欧阳修去世近20年后，以大字楷法重书《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并刻石立碑于两亭，表达怀念之情，其书法风骨峻朗、气韵淳厚，是苏轼楷书代表作品。

登榜进士中 出了九位宰执

力主平易文风、敢作敢为的欧阳修因此得罪了京城权贵子弟。礼部将录取名单张榜公布之后，那些善写怪僻文字的知名人物全部名落孙山，于是他们心生不满，聚众闹事。《宋史·欧阳修传》记载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科场风波：“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这些落榜生聚在欧阳修的马前，将他团团围住痛斥辱骂，街头巡逻的官吏赶到也无法制止。甚至有人写了一首《祭欧阳修文》扔进他家，诅咒他快死。

其实，欧阳修早有心理准备。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静……权贵人家与浮薄子弟，多在京师，易为摇动，一日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颇当实材，既而稍稍遂定。”欧阳修信中表示，早在受命担任主考官之时，就知道清理科场积弊，会有今天的舆论喧哗，但是自己选拔的都是栋梁可用之才，没有什么遗憾，时间会平息一切纷乱。

所幸正当欧阳修处境艰难之时，宋仁宗给予了充分信任和有力支持。著名学者王水照在《欧阳修传》中考证，按惯例，以往历届科考，殿试对礼部奏名进士“黜落甚多”，也就是说，皇帝不认可的人有很多。但这次殿试，礼部奏名的所有进士，无一例外地全部被皇帝殿试认可。这意味着，朝廷对欧阳修选拔人才的评判标准持肯定态度。

这次科举考试，选拔的精英云集，几乎网罗了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杰出人物。如文学才子曾巩、苏轼、苏辙；北宋理学家、洛学创始人程颢及其学生朱光庭，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张载及其学生吕大钧；政界人物有吕惠卿、曾布、王韶等，他们是王安石新党和元祐旧党的重要人物。就官位而言，据史家统计，此榜进士位至宰执者（指位居宰相、副宰相、枢密使、枢密副使等执掌国家政事的重臣）有9人，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此外，水利专家郏亶（jiá dǎn）也在此榜中。

因此南宋丞相周必大评价说：“欧阳文忠公知嘉祐贡举，所放进士，二三十年间，多为名卿才大夫，用此以取之欤！”

从此，北宋科场风气幡然转变——“文体复归于正”，欧阳修将宋代古文运动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平易自然、流畅婉转，逐渐成为宋代散文的群体风格，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楷模。当年“太学体”代表人物刘几落榜之后，改名为刘煇，亦改变文风，学作平正自然的古文。两年后，他再次参加进士考试，“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他应考时撰写的文章广为流传，进一步推动了文坛风气的改变。

（本版图片由辽博提供）

手记

好贤荐才 实为尽忠报国

本报记者 商 越

探究欧阳修好贤荐才的深层原因，不难发现，欧阳修念念不忘的是尽忠为国、荐贤报国，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另一种表达。

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原来大多是“布衣屏处，未为人知”，在欧阳修的培养举荐下，相继成长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宋人笔记《曲洧旧闻》讲述了欧阳修的一件小事：“欧公下士，近世无比。作河北转运使过滑州，访刘羲叟于陋巷中。羲叟时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学士，常有空头门状（宋代名片）数十纸随身，或见贤士大夫称道人物，必问其所居，书填门状，先往见之。果如所言，则便延誉，未尝以外貌骄人也。”从中可知，欧阳修经常随身携带空头门状，发现哪里有人才，便礼贤下士、不惜到陋巷中寻访。

欧阳修能大力举荐的不仅有素不相识的布衣贤才，就是有个人恩怨的政敌，他也心胸宽广，为了国家的利益捐弃前嫌，大力扶植。史料记载，欧阳修曾在一份公文中，向皇帝推荐三人可以为宰相，把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力荐给皇帝。吕公著，是当年排斥范仲淹之党，并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的主要参与者、宰相吕夷简之子；司马光和欧阳修政见不合，也曾在朝中力排欧阳修；王安石认为欧阳修并非知己，意见常有不合，王安石主张变法，欧阳修则反对新法，然而欧阳修却能做到唯才是举，不计前嫌。

因此宋代词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称颂欧阳修：“然公于晦叔（吕公著）则忘其嫌隙，于温公（司马光）则忘其议论，于荆公（王安石）则忘其学术。不如是，安能真见三公之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荐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蔽于中，虽欲荐之，亦不能知也。”

由于欧阳修举荐团结了一大批人才，制造了一波“人才聚集效应”，使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和古文运动进行得有声有色，对北宋此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在欧阳修的奏议中，他袒露过自己的心声：“窃惟古人报国之效，无先荐贤……苟有所见，其敢默然？”“凡臣所言者，乃愿陛下听其言，用其才，以济时艰尔，非为其人私计也。若量霑恩泽、稍升差遣之类，适足以为其人累耳，亦非臣荐贤报国之本心也。”他希望君主能“深图治乱，广引贤俊，与共谋议，未有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治者。”字里行间一片拳拳赤诚尽忠报国之心，令人动容。

熟读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南宋名臣周必大也慨叹：“彼争名者相倾，属文者相轻，闻公（欧阳修）之风，其少愧哉！”今天重温欧阳修的生平故事，他志存高远、淡泊名利、甘为人梯、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品格，犹令后人景仰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