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张之洞，清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香岩，晚年自号抱冰。12岁应童子试，翌年中秀才；16岁参加顺天府乡试，中第一名举人，时称神童；27岁殿试拟二甲第一名，被慈禧太后拔至一甲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相继任浙江、湖北、四川乡试副主考，四川学政云云。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位，并称清末四大重臣。尤其是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观点，对中国近百年历史变革，以及东西方文化互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张之洞的贡献不仅在开放的思想观念，还在卓越的改革实践。

张之洞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卓越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关于读书法的见解，最让人推崇。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张之洞《读书法》，全书分三章，即语学、守约、清代作家。实际上，此书内容取自张之洞的另外两部著作，即语学、清代作家二章，取自《輶轩语》，守约一章，取自《劝学篇》。

张之洞论学思想，主要由三部著作组成：《輶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三者的作用，如司马朝军评价，《輶轩语》为读书门径，回答怎么读；《书目答问》为购书门径，回答读什么；《劝学篇》为晚清官方学术门径，回答为什么读。还有一些名家的评价：一是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他早年“得张南皮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张南皮即张之洞。二是1933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人莫肯酤，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湘乡即曾国藩。三是1939年，周作人在《实报》载文《輶轩语》：“《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輶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千金，可谓知言。60年来世事变更，乃竟不见有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与抗衡者，念之增慨。张氏不喜言神灵果报，《阴骘文》《感应篇》，文昌魁星诸事，即此一节，在读书人中亦已大不易得，其中鄙意者亦正以此。若其语学语文固不乏切理近情之言，抑又其次矣。近常有人称赞《阅微草堂笔记》，即贤者亦或不免，鄙意殊不以为然。纪氏文笔固颇干净，惟其假狐鬼说教，不足为训，反不如看所著《我法集》犹为无害。我称张香涛，意识下即有纪晓岚在，兹故连及之。二人皆京南人，均颇有见识，而有此不同，现今学子不妨一看《輶轩语》，《阅微草堂》则非知识未足之少年所宜读者也。”（《书房一角》）四是张舜徽说：“至于辨章学术，晓学者以从入之途，则张之洞所为《輶轩语》《书目答问》影响最大。张氏为清季疆吏中最有学问之人，其识博通而不拘隘。《輶轩语》中《语学》一篇，持论正大，几乎条条可循。益之以《书目答问》，则按图索骥，求书自易矣……故百年内讲求为人、治学者，咸奉曾张两家书为圭臬焉。影响所及，信广远矣。”（《爱晚庐随笔》）

本文对张氏三书略述如下：

其一是《輶轩语》，此书是1875年，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为学子所作文牍。原名为《发落语》，序文言：“律令，学政按试毕，集诸生于堂，行赏罚，申以董戒，名曰发落。”輶轩一词有二义，一为使臣乘坐的一种轻车，再一为使臣的代称。张之洞说：“本名《发落语》，或病其质，因取扬子云书《輶轩学者绝代语释》之义，谓与蜀使者有合，命曰《輶轩语》。”为此周作人调侃：“往时见张之洞著《輶轩语》，嫌其名太陈腐，不一披阅。丁丑旧上元日游厂甸，见湖北重刊本，以薄值买一册归读之，则平实而亦新创，不知其何不径称发落语，以免误人乎。”（《书房一角》）《輶轩语》主体有三篇：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语行讲考生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如德行谨厚、人品高峻、立志远大、砥砺气节、出门求师、讲求经济、习尚简朴、读书期于有成等，下面还有11项戒律。语学讲考生读书的“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如通经、读史、读诸子、读古人文集、通论读书。语文讲考生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如时文、试律诗、赋、经解、经文、策、古文、骈体文、字体等。三篇之后，还有学究语、敬避字、磨勘条例摘要、劝置学田说四篇，告诫初入考场的学生注意事项，如读什么版本、读谁的注释、识字要查《字典》不可查《字汇》、皇帝名字需要避讳的字等。

总结《輶轩语》特点，首先是写作以问题为主干，讲宜什么、戒什么，说理清楚易懂。其次是虽为学生“发落语”，文中包括许多真知灼见，遂成经典。如“读书宜求善本”：“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三旧本。”再如“读书先宜校书”：“校者，以善本与俗本对勘，正其讹脱也。”

其二是《书目答问》，也是张之洞在1875年所著，实为《輶轩语》的续篇。此书影响更大，首先是所列入书目2000余种，旨在从繁杂的历代典籍中，为初学者提供一个实用可行的最简书单。此后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又加上1000余种书目。其次是《书目答问》不是前人书目的简写本，而是有减有增。如较《书目答问》早一百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列书目1万多种。张之洞说：“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书目答问》略例）再次是《书目答问》一方面主张多读古书，另一方面张扬“今胜于古”的观点，增补了很多清人著作，附录“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包括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小学家、文选学家、算学家、校勘之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经济学家等。

《书目答问》中要论很多，如“略例”指出：“兹乃随手记录，欲使初学便于翻检，非若藏书家编次目录，故不尽用前人书目体例。”又见“谱录”指出：“其余若遂初堂、明文渊阁、焦竑《经籍志》、菉竹堂、世善堂、绛云楼、述古堂《敏求记》、天一阁、传是楼、汲古阁、季沧苇《浙江采进遗书》、文瑞楼、爱日精庐各家书目，或略或误，或别有取义，乃藏书家所贵，非读书家所亟，皆非切要。”说明藏书家与读书家的区别。

其三是《劝学篇》，成书于1898年，正值戊戌变法期间。就时政而论，此书观点左右逢源，要点在于新旧学说的调和。如序文说：“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亡羊；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因此受到慈禧太后、光绪帝两方赞许，光绪帝还下谕旨称：“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批阅，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张之洞也因此躲过戊戌之难。此书出版后不断再版，有称当时总印数超过200万册。海外有英、法文版本，美国纽约出版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但对于《劝学篇》，梁启超就不会赞扬了，正如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所言：此书撰写的目的，正是要与维新派划清界限，所谓“绝康梁并谢天下耳。”（《张文襄幕府纪闻》）

《劝学篇》分内篇、外篇，前者讲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后者讲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序文说，写作目的是让国人有五知：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如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还有张之洞在知类、守约二节中，强调中西文化交流的底线，慎防中国灭种之灾。如何防范呢？只能培育读书种子，所谓“书种即存，终有萌蘖滋长之日，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