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提示TISHI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契合“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展出了多部古籍珍品，其中一件为元刻《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这是已知传世年代最早的苏辙文集孤本，被清宫“天禄琳琅”藏书阁收藏。

这册古籍早期曾被认为是宋刻元印，后定为元刻本，原本共三册二十二卷，存世七卷，收录了南宋文学家吕祖谦精选的苏辙作品。文章独到、深邃的从政见解，向人们展现了看似掩于兄长苏轼光芒之下，实则独具魅力的苏辙，尤其是其雄辩的政论，为世人称道。

手记

感受“千里共婵娟”

本报记者 郭 平

提到苏辙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哥哥苏轼。中国人为孩子取名字，同辈兄弟的名字往往采用相同的偏旁部首，或者意义相关联的字，用来表达同宗同根之意。

当初苏洵为两兄弟取名字也遵从了这一习俗，轼为车前横木，辙为车轮留下的印记。历史向人们证明，正如许多父母对儿女们的期望那样，二苏政治上同进退，诗文中相唱和，演绎出被史学家赞为中国历史上感情最好的一对骨肉兄弟的故事。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脍炙人口的词作，创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被贬官到山东密州。一次醉后即兴填词，同时表达对弟弟苏辙的思念，词中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以苏轼的方式将兄弟深情抒发得感人至深而又浪漫无边。

苏轼苏辙两兄弟，志趣相投，无话不谈。诗词歌赋，花鸟鱼虫，在二人一生的书信中不断被涉及，其中诗词唱和就近200首，对于两人的兄弟情谊，《宋史·苏辙传》中这样评价：“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御史上表弹劾，爆发了“乌台诗案”，因此被下狱，担心性命不保并牵连兄弟，苏轼烧掉很多手稿，并写诗与兄弟诀别。其《狱中寄弟子由》写道：“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苏辙接到诗后大为悲恸，为了营救兄长，苏辙冒死向神宗皇帝上奏《为兄轼下狱上书》，其中写道：“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

奏折中，苏辙冒死陈情：“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苏辙表示要用自己的官职替哥哥赎罪，以求免除一死。苏辙当年的请求没有获准，还遭到贬谪，但苏轼冤情惊动朝野，终免一死。

本次展览展出一件复制品《北宋苏辙跋怀素自叙帖》，没有全幅展开，只是展出了苏辙的跋文部分，跋文中苏辙写道，看到这么珍贵的墨宝，马上就想到了哥哥，并且对其书法钦佩了一番。苏辙用自己的方式应和着哥哥的豪情。

张书慧说：“古人讲文如其人，后人推崇‘唐宋八大家’，不仅仅是欣赏他们的文采，他们做人、做官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同样是后世学习的榜样。”

辽博正是通过文物告诉人们，“唐宋八大家”不仅仅是在用墨笔书写，还将实际行动印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其书：藏于清宫“天禄琳琅”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工作人员对其中一册古籍进行了详细解读，这册古籍便是元刻苏辙文集——《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

标题中的颍滨先生就是苏辙。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北宋文学家，官至副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哲宗即位后，苏辙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宋哲宗亲政后，苏辙因上书谏事而被贬汝州，又连续贬官多处，最后以太中大夫身份退居颍川，筑室“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人称“颍滨先生”。

省博物馆典藏部馆员张书慧说：“元刻《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是辽博迁到新馆后第一次展出。”

这册元刻《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瓷青洒金纸封面，上墨书“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册页的版框纵19厘米、横12.5厘米，半页15行，每行满行27字。版心极窄，小字，字体紧凑、密集。内页采用黄麻纸。存世这册古籍以第十六卷开篇，首页及扉页共钤有6枚印迹。

按照印文的年代先后，较早一枚印迹位于首页右侧下方的空白处，这也是古人藏书时按照收藏的先后，在此由右至左逐次加盖印章的地方，印文为“谦牧堂藏书记”，这一鉴藏印章属于纳兰揆叙。

纳兰揆叙是清朝康熙年间的重臣纳兰明珠次子，他的大哥就是清代著名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康熙皇帝曾评价揆叙“人品极好”，对揆叙极为重用，累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去世时，康熙曾发出感叹，称翰林院再也找不到像揆叙这样称职的掌院学士了。

揆叙酷爱藏书，家有“谦牧堂”，收藏宋元刊本数十种，藏书数万卷。

这册古籍首页右侧上方空白处印有“天禄继鉴”朱文方印，表明这册古籍在纳兰揆叙收藏之后进入清宫，入藏“天禄琳琅”藏书阁。

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皇帝命内臣检阅宫廷秘藏，选择善本进呈御览，并藏于昭仁殿，赐名“天禄琳琅”，亲书匾额及对联，“天禄”一词取汉朝藏书的天禄阁，“琳琅”为美玉之称，意谓内府藏书琳琅满目。此后，昭仁殿成为清廷收藏善本珍籍的专门书库。

省博藏元刻《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的前后封面、封底护页内侧的一面上，从上而下都钤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个朱文方印，人称“乾隆三玺”，反映出乾隆皇帝对书的珍视。

文物的流传记录显示，《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是文物保护工作者1963年从沈阳市文物店购藏，当时鉴定为宋刻元印本，1979年改定为元刻本。在目前所见各种古籍善本著录的典籍当中，元刻本《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仅有辽博藏本一种，分析认为，此本很可能是孤本。

张书慧说：“《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对后世研究苏辙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关专家甚至用它来校订其他版本的苏辙文集，此外标注文集的这位东莱先生对于‘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形成还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策展人员通过展板，梳理了“唐宋八大家”提法的形成过程，其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便是人称“东莱先生”的吕祖谦。

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是南宋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在所编选《古文关键》中选取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七个人的散文，首次确定了唐宋散文经典。此后“唐宋八大家”散文在明代逐步成为古文学习的范例，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被人们不断研究总结并最终确立下来。

其才：“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张书慧说：“当年吕祖谦选编的苏辙文集主要是服务于家族中子弟的教育，以便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他选编的作品多为经典，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省博藏元刻《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共有7卷，收录了74篇文章，内容包括进策、策、策问、书、记、序等。所谓策，主要是指向皇帝进言献策的文章。

苏辙向皇帝进言的睿智、犀利在他二十几岁参加殿试时就已经表现出来。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辙参加殿试，他在策问中写道：“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

紧接着，他写道：“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这篇策问，对宋仁宗从怠于政务，到宠幸后宫、赏赐无度提出尖锐批评，直接指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如不改变，将会民心尽失。

试卷交上去后，苏辙做好了被黜落的准备，当时宋朝官员也为此争吵一番，然而时年52岁的宋仁宗说话了：“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意思是说，我就是想让人讲真话，如果不用他，人家会怎么说我呢？

其实他还有另一层考虑。《宋史》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后来苏辙果然当上了副宰相。

其文：纵横家的雄辩气派

关于对苏辙“汪洋淡泊”的评价，源自哥哥苏轼。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宋史·苏辙传》也转述了这个评价，说苏辙性格内敛，不愿意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写文章也是这样，秀杰之气跟哥哥差不多。

苏辙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六国论》，全文抓住一个“势”字，站得高、看得远，从大处着笔，高谈阔论、说短论长。与其父苏洵的《六国论》相比，后人评价苏辙的《六国论》长于气势，具有纵横家的雄辩气派。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唐顺之评价：“此文甚得天下之势。”清康熙皇帝在《古文渊鉴》中评价：“洞彻当时形势，故立论行文爽健乃尔。”

在张书慧的帮助下，记者摘选了《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中的一篇策问，文章名为《民政九》，这是一篇向皇帝进言“论待二虏宜加厚无逆其心而阴堕其志”的散文，可以看出，苏辙的雄辩气势。

文章开篇：“臣闻天下有二病：好战则财竭而民贫，畏战则多辱而无威。”讲明了苏辙对好战与畏战后果的看法，然后他引述汉朝文帝、景帝直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用历史事实证明这种观点。

随后，他笔锋一转分析宋朝面临的局势：“今者中国之弊，在于畏战，畏战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于贫，无所就其利，而遍被其害，重赋厚敛，以为二边之赂，国辱而民困。盖今世之病，病已极矣。”

对于当时宋朝对西夏和辽委曲求和，纳币献帛所造成的“国辱而民困”的局面，苏辙讲述可谓一针见血，“今世之病，病已极矣”所表露的忧愤心情跃然纸上。

随后，苏辙分析了各种主张的利弊得失，并且引用前朝史实加以层层剖析，最后推出自己的主张：“凡皆务以无逆其心，而阴堕其志，使之深乐于吾之贿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于内，搜士拣马，择其精锐而损其数，以外见至弱之形，而内收至强之实。作内政以寓军令。凡皆务以自损吾强大之势，而见吾衰弱之状，使之安然无所顾忌，而益以怠傲。不过数年，彼日以无备，而吾日以充实。彼犹将以吾为不足与也，而有无厌之求。彼怠而吾奋，彼骄而吾怒。及此而与之战，此所谓败中之胜而弱中之强者也。”

从历史上看，这种“败中之胜”的谋略，在宋王朝国力衰微的形势下，对于稳定与西夏和辽的关系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本文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