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墓志讲述曾巩的励志人生——

苦读廿载带家人同登进士榜

辽宁日报 2020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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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行书《局事帖》(复制品)。

曾巩行迹图。

曾巩撰《南丰先生元丰类稿》。

曾巩墓出土的墓志铭拓片(上)和墓志盖拓片(左)。

曾巩像。

本报记者 商 越

提示TISHI

在后人眼中,曾巩似乎是“唐宋八大家”中最默默无闻的一个。其实,他是欧阳修最得意的门生,欧阳修曾经表白:“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作为一位名传千古的散文大家,曾巩以温良平和、孝悌淳厚的做人风格为后世称道。家境贫寒窘迫,二十年间,他一边照顾十三个弟妹的生活,一边刻苦耕读,直至家族子弟入仕、婚配。在兄长的督促带动下,四个弟弟、两个妹夫也都考中进士,其中,弟弟曾布、曾肇还成长为北宋一代名臣。

手记

梅花香自苦寒来

本报记者 商 越

查阅史料研究曾巩生平,记者发现南丰曾氏一门,文脉悠长、进士盈门。据当地史料统计,自曾巩的祖父曾致尧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考中进士开始,至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的270年间,曾氏家族登进士第的一共有55人,在朝为官过百人。尤其引以为傲的是,嘉祐二年(1057年),曾氏兄弟四人及曾巩的两个妹夫,都在同年同榜考中,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科举史上非常罕见,当时轰动全国。

我们不由要发问,江西南丰曾氏家族何以人才济济,科场显赫?笔者以为,个中原因首先是跟曾家代代重视教育有关。早在北宋初年,曾巩的祖辈就在家乡南丰建有“曾氏学舍”,曾巩作有《学舍记》,其中提到自己幼时在这里跟从先生学习的情况:“十六七时,窥《六经》之学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曾巩的学习兴趣从此被激发出来,还暗暗树立了自己的远大理想,可见曾氏学舍教育对曾巩及其家族影响之大。

曾氏学舍后来毁于战火,曾巩兄弟又在临川城内故居建了一座“兴鲁书院”,曾巩制订学规,兴教劝学,培养人才。书院起名“兴鲁”,寓意兴五帝三王之道,以继周公、孔子之学。据县志记载,欧阳修、王安石都曾受邀在此讲学。曾巩治学严谨,一代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等都受过曾巩教导。

其次,曾家深厚的儒学底蕴、文化积淀,塑造了他们潜心致学、内求自省的处世风范。比如曾巩,即使遭遇挫折屡试不中,也不埋怨,而是继续深入广泛地学习,向内求强化自己,“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始终保持着理想和信念,支撑他积蓄力量追求了20年。苦难究竟可以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还是磨平一个人的理想呢?不同人用自己的经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笔者以为,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苦难本身,而在于不同人的生活态度。古人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真正有作为的人,能够在苦难中突破成长,最后锤炼出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才干,他们善于与命运的不公和苦难斗争,并且以此为乐。

曾巩在许多诗文中抒发了自己经世济用、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如“所慕少壮成功名”“欲挽白日之西颓”,也有自己的一套治国主张,虽然同样在现实生活中碰壁,但他不像柳宗元那样抑郁而终,也不像韩愈那样面对不平慷慨激愤,曾巩为人,始终以平和温雅的态度,锁定目标,持之以恒默默耕耘,这也许就是曾巩带领弟弟、妹夫取得成功的诀窍吧。

怪不得苏轼作诗称赞曾巩:“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在苏轼眼中,曾巩无论做人还是为文,均堪称欧门诸贤之首。

寒门书生照顾四弟九妹

据《大明一统志》和《南丰县志》记载,曾巩家族墓位于今江西省南丰县境内。1970年,村民在南丰县崇觉寺旧址附近取土时,发现一古墓。考古人员对古墓进行调查和发掘,出土了包括墓志、抄手石砚、铁灯等珍贵文物,证实古墓为曾巩墓。

在辽博“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展示了从江西省博物馆借来的曾巩墓志及墓志盖的拓片。墓志盖上写着“宋中书舍人曾公墓志铭”10字,篆体阴刻,墓志盖出土时已经断裂。墓志铭文由同朝官员林希撰写,共约2200字,主要记述了曾巩的生平、功绩等内容。

“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家庭状况非常特殊。”辽宁省博物馆助理馆员马卉告诉记者,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他出身书香世家,但8岁丧母,“家甚贫”,其父娶了三房夫人,子女多达15个。曾巩排行老二,上有1个哥哥、下有4个弟弟、9个妹妹,于是曾巩成了维持全家生计的顶梁柱。此时,“太夫人在堂,阖门待哺者数十口”,这个超大型家庭中,吃饭穿衣都成问题,需要曾巩“奔走四方以致养”。

曾巩的弟弟曾肇在《亡兄曾巩行状》中,描述当时的情景:“无田以食,无屋以居,公时尚少,皇皇四方,营饘(读zhān)粥以养。”意思是说,家里没田没屋,曾巩每天惶惶然,为全家人求得稠一点的粥填饱肚子,四处奔走。可见曾巩当时家庭状况已经处于无法满足温饱的贫困线以下了。

曾巩为人纯良宽厚、孝悌端正。《曾巩墓志铭》记载:“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爱甚笃,宦学婚嫁,一出公力。”等到父亲去世后,曾巩侍奉继母无微不至,还要抚育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包括他们成年后的读书、入仕、出嫁,都离不开曾巩的扶助,对弟妹的友爱甚为深厚。

但沉重的家庭生计负担束缚了曾巩的手脚,影响了曾巩读书备考。他从18岁赴京应试落第,到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中间经历20年才考中进士。宋朝时科举考试每三年考一次,20年间曾巩有7次机会,但是曾巩只参加了3次,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中间相隔15年。这20年间,他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协助继母照顾一家老小上,读书科考固然重要,但也只能让步于柴米油盐的生活。

艰难耕读,曾家6人同年登进士

曾巩从小聪慧,《宋史·曾巩传》记载,他“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18岁时,他随父赴京应试落第。1041年,曾巩游太学,拜访大文学家欧阳修,并献《时务策》等两篇,抒发政见。“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并对22岁的曾巩高度褒奖:“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欧阳修还在送友人的诗中,提到爱徒:“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

马卉介绍,庆历二年(1042年),曾巩第二次参加礼部主持的进士考试,由于当时以四六骈体时文为录取标准,曾巩再次落第。在他准备回乡时,欧阳修特意写了一篇《送曾巩秀才序》赠别,文章先是批评朝廷考试制度刻板教条,导致人才“失多而得少”,为曾巩落选鸣不平,进而赞扬曾巩在逆境中不怨天尤人,曾巩不怪罪考官,继续矢志求学的精神,让欧阳修“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最后欧阳修勉励曾巩:“农不咎岁而菑播是勤。”为自己结识他而感到庆幸。

这年,曾巩与哥哥曾晔双双落榜回乡,乡里有人作打油诗嘲讽他们:“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对于这些闲言碎语,曾巩都坦然面对,不仅自己内省外修,而且教导同门子弟勿受外界影响,潜心治学。在曾巩的引导教育下,他的弟弟跟随曾巩努力学习。

嘉祐二年(1057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南宋著名史学家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记载:曾巩于“嘉祐初,与长弟(堂弟曾阜)及次弟牟、文肃公(曾布)、妹婿王补之无咎、王彦深几,一门六人,俱列乡荐。即将入都赴省试,子婿拜别朱夫人于堂下,夫人叹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没想到“榜出唱第,皆在上列,无有遗者。”曾巩和两个弟弟曾牟、曾布,还有堂弟曾阜,以及两个妹夫王补之、王彦深,一门6人竟同登进士榜,成为古今少有的家族盛事,这一年,曾巩38岁。后来,小曾巩28岁的最小弟弟曾肇也考取了进士。

《曾巩墓志铭》也记载了这段佳话:“其弟牟、宰、布、肇又继中进士科,布尝任翰林学士,肇以选为尚书吏部郎中,与公同时在馆阁,世言名家者推曾氏。”曾布后来官至宰相,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最小弟弟曾肇,历英、神、哲、徽四朝,在朝任过礼、吏、户、刑四部侍郎和中书舍人。由此曾家成为江南望族大家。

曾巩20多年的仕宦生涯,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初登仕途,首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之后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城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等大量古籍,并撰写序文;王安石变法开始后,曾巩转徙七个州,任地方知州。

曾巩为官克己奉公、清正廉明、温和务实,是宋代少有的能臣干吏。晚年他重返朝廷,再登馆阁,擢升为中书舍人。

曾巩与王安石的布衣友情

曾巩对朋友坦诚相见,他与王安石的友情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景祐四年(1037年),18岁的曾巩赴京都参加科举考试,在客栈里偶遇16岁来京旅行的王安石。曾巩是江西南丰人,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两人还有点远房亲属关系,自然有很多共同话题。结识之后发现志趣相投、相谈甚欢,从此两人时常书信往来、作诗酬答,结成终生的挚友。

王安石在《赠曾子固》诗中赞叹曾巩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曾巩在《江上怀介甫》诗中也表达对友人的思念:“故人在千里,樽酒难独把……朱弦任尘埃,谁是知音者?”

庆历二年,王安石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被授淮南(今江苏扬州)节度判官。曾巩得知非常高兴,特意给老师欧阳修写了一封信,推荐友人王安石:“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不久,曾巩又给当时的谏官蔡襄写了一封《上蔡学士书》,再次推荐王安石到朝廷做官:“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强调重用王安石将对天下有补益。与此相对照的是,此时的曾巩科举不中,宅在老家。他两次向朝廷力荐王安石,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屡次向朝廷高官推荐新科进士,这需要胆识、自信和胸怀,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来,曾巩对朋友非常真诚坦荡,对国家更是心心系念。

尽管曾巩向人宣扬王安石的优点,但他也不避讳短处。《宋史·曾巩传》中讲到一件事:宋神宗曾经问曾巩:“安石何如人?”就是问他,你看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曾巩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曾巩说王安石的文才和义行,不次于扬雄,因为他吝啬所以又不及扬雄。宋神宗反问:“安石轻富贵,何吝也?”王安石对富贵是看得很轻的,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回答:“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曾巩称他说的吝啬,是指王安石敢作敢为,但难于改正错误。“帝然之”,宋神宗觉得这话是对的。

曾巩政治主张与王安石不同,他曾在《与王介甫第二书》中,主张以教化来引导变法,变法应该循序渐进。面对王安石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曾巩没有曲意迎合,也没有公开敌对,为了避免与少年好友的矛盾加深,于是他上书皇帝请求外任,离开了京城这个政治漩涡,到地方任职,他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 (辽博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