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飞

提示

通俗流行读物，能获得最多的读者和市场，却很难获得文学史或出版史的地位。在书写文学史或出版史的学人眼里，这些读物过于流俗，不值一记。于是历史中的图书世界，便是由少数精英裁剪而成，并经由他们的叙述而呈现的再造场景。这个场景中，有贤士大夫的吟咏，馆阁大臣的诗文，却少有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这种偏差，在微观视角的新文化史兴盛之后，得到了较大的修正。如果说本报此前介绍的《霓虹灯外》一书，说的是20世纪前期上海普通大众的寻常生活，那么这次要谈的《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则探讨了传统坊刻最高峰的晚明时期，普通大众的寻常阅读。

1772年，清乾隆三十七年，自称“十全老人”的弘历正值人生巅峰。易代修史，盛世修书，在辑佚《永乐大典》的基础上，乾隆帝下令采集全国版本，诏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费20年时间，采用六种底本，终成浩瀚巨制。所采图书，经四库馆臣精心甄别之后，最佳者定为应刻，广布天下；合格者定为应抄，收纳其中；最差者定为应存，仅存其名。甄别之下，晚明时期的坊刻本，大多获得了“荒谬”“赝托”“舛误百出”“庞杂不伦”等贬斥之语。“明人刻书而书亡”“明人不知刻书”等，也是其他清代文人的评论。对于晚明坊刻本的制作模式，《四库全书总目》常用“稗贩”一词为其定论。“稗”，是指明代很多流行的坊刻本内容，非诗非文，多为道听途说而来的小说野史；“贩”，则指明代坊刻图书的商业动机和投机特征。

既被视为“稗贩”之作，明代大众通俗类的坊刻书，就很难进入传统学者的视域。但晚明时期尤其是万历一朝，商业性刻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虽内忧外患渐生，但由于一代名相张居正的改革红利，人口增长，城市发展加速，商业扩展，通俗读物也即四库馆臣鄙视的“稗贩”之作，风行海内，影响深广。但限于修史者的精英视角，这些图书时过境迁之后，多被忽视。这种有意的选择，在保留了明代图书品格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个巨大的阅读世界。

其实反观当下也会发现，大概率留在文学史或者出版史上的图书，百年之后，这些某某笔记、某某传之类的网络小说，以及煽情的“说不”或者“奶酪”类图书，大多也会被视为“稗贩”之作，但这些书籍当时产生的影响，谁又能否认呢？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不入四库法眼的“稗贩”类书，正是晚明时期最流行或者有影响的读物。那么，他们的阅读世界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市民阶层对书籍的体认？都市风气与印刷技术，又在当时的坊刻中有何体现？诸如此类问题，都有待回答。

何予明的《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就是对此追问的一本专著。正如书中所言，当《四库全书总目》指责某部书体现了“稗贩之学”时，“也无意中勾画出了文化贩卒（如书坊主们）在学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提醒我们官学、正统儒学之外的另类学识空间（‘稗贩之学’）的存在”。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晚明时期的大众读物和大众阅读习惯建构起来的“另类学识空间”。具体而言，本书有三个地方颇值一叙。

一是大众视角的审视。经典是被建构的，非经典则是野生的。本书选取的研究对象，如包含了风月指南的游戏类书，华丽愉悦的戏曲杂书，图文并茂的通俗文学等，都是不合经典标准的商业坊刻之作。但从对读者的影响而言，无论经典文本享有怎样崇高的文化地位，某一时期被广为接受并塑造民众想象的，更多的还是非经典文本。比如上世纪末“说不”类图书对民族主义的鼓动，其影响远比某些严谨的学术之作来得猛烈。晚明大众的国家想象，亦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探讨晚明国人对“夷”的认识和异域认知，就选择了明末被广为刊刻的图志类书《臝虫录》。《臝虫录》畅销一时，入清之后被逐渐忽略。其原因就在于《臝虫录》刻印太广，版本不精，内容驳杂。但经过作者抽丝剥茧般的梳理，会发现这部“稗贩”之作，当时影响横跨藩王、士大夫、书坊主、儒释道以及山人庶民等多个群体，甚至涉及域外读者。因此这本书的内容及其生产传播路径，为我们了解明人对相关域外观念的挪用、表达、传播、阅读过程提供了线索。这种新见，从既往的精英视角是很难得出的。

二是技术元素的凸显。作者自陈，她对书籍文本的研究，不是从校勘学、目录学出发的比对，也不是从文艺学出发的阐释，而是关注书籍与读者的互动图景。也就是说，“先搁置对明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转而关注这些书籍本身提供给我们的线索，来尝试还原它们生产和使用活动的历史语境”。作者提出了“识书”概念，探讨晚明时期大众如何看待书籍这一“物品”。这种视角，把书籍的物质性带入研究中。一方面，书籍是传播内容的媒介，另一方面，书籍也是让人向往拥有的、可以带来社会资本的应用之物。为此，作者充分关注到坊刻图书的文本形式与读者的互动。如戏曲杂书《乐府玉树英》采用的三节版页面设计，将书页转化为雕版技术、视觉印象、剧场与社会表演等各种实践活动之间相互碰撞、彼此影响的一个场域，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巧妙的文本地理。经此路径，就有了打通书籍技术史和书籍社会史的意味。

三是文本细读的功夫。何予明对明代书籍研究有其宏观认知，但具体着手之处，则是新文化史流行的文本细读。她将书籍置于晚明社会文化环境中，注重与其他因素的勾连，力图透过文本之表达，将书籍还原到其所处的文化社会空间。这种研究路径不仅需要宏阔的研究视野，全面的史料把握，还需要学者的想象力。如第一章的讨论，作者从《博笑珠玑》的一则酒令开始。令曰：“一令要手中拿着什么诗书，遇见古人贯意。”给出的答例为：“手中拿本李白诗，遇见古人是朱熹，说到今年科举好，相邀同去步云梯。”作者站在游戏参与者的角度，思考令格中要求人们思考的问题，如手里拿本什么诗书好？如何在百川书海中找到方向？如何在新的文本、文化环境中进行社会站位？如何创造自己的文本和话语方式？通过细读，这部由酒令、谜语、笑话、小诗、小曲等杂类文字混合的娱乐消遣文本，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含义有了清晰的显现。

当然，细读之下，某些论述略显琐碎，某些结论也不无过度诠释之嫌。如果对读何朝晖稍早出版的《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更能看出不同的学术路径带来的差异。但本书能不从众议，从大众阅读视角来审视晚明流行类书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何种效果等问题，同时从视觉文化、物质文化角度，结合家国想象，重现了晚明寻常阅读的人书世界，其视角之新，思维之宏，都使本书成为近年书籍文化史研究的少见之作。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