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祭文由韩愈撰写,苏轼手书——

三大文豪聚首《罗池庙碑》

辽宁日报 2020年12月09日

《罗池庙碑》拓本(当代)

陆俨少画《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明刻本 《柳河东集》

本报记者 吴 限

辽博“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展出《罗池庙碑》和明刻本《柳河东集》。由于《罗池庙碑》碑文歌颂的人物是柳宗元,由韩愈撰写、苏轼手书,所以该碑被历代文人称为“三绝碑”。作为代表柳宗元一生文学成就的《柳河东集》更是见证了韩愈、柳宗元与刘禹锡三位文学大家肝胆相照的真挚友情。

难得一见“三绝碑”

在辽博“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的第二展厅里有一张《罗池庙碑》的原刻拓片,高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共计147个字。其碑文系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作,碑文书法出自宋代大家苏轼之手,碑又是为了纪念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而立,因而也被称作“韩文柳事苏书碑”,亦称“三绝碑”。该碑现存于广西柳州柳侯祠,为国家一级文物。

据柳州博物馆馆长程州介绍,《罗池庙碑》刻的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中末尾部分的《迎享送神诗》,此碑刻于宋嘉定十年(1217年),因开头有“荔子”二字,所以也叫作“荔子碑”。

史料记载,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任上,享年46岁。柳宗元在柳州期间,因地施政,为柳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深得百姓爱戴。柳宗元去世后的第二年,柳州百姓为他修建了衣冠冢,又在城东的罗池建罗池庙,纪念柳宗元。庙建成后的第二年,韩愈于京师长安闻讯,提笔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以悼念亡友柳宗元,碑文后还附作有《迎享送神诗》。后请唐代著名书法家沈传师用小楷书之,勒石刻字,立于庙中。可惜,这块碑在宋朝时失踪,只剩沈传师书写的《柳州罗池庙碑》拓片留世。

北宋年间,苏轼被贬广东,途经湖南时,湖南安抚使密请苏轼书写《罗池庙碑》,苏轼应承。但苏轼并没有写《罗池庙碑》的全文,而是以古厚高绝的楷书,书写了《罗池庙碑》后面的《迎享送神诗》。诗的开篇两句就是“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带着深深的情感,苏轼一笔一笔地写,墨稠锋健,掷地有声,给中国书法史留下一篇杰作。南宋嘉定十年,苏轼之作刻碑于罗池庙,于是这块珍奇的“三绝碑”得以面世。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奇伟雄健”誉之,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则视为“天下第一碑”。

据清乾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记载:“亦因兵燹中毁弃,后筑外城,军士拾得碑一角以砌城,城辄崩,因取还,与原碑合。”柳州博物馆馆长程州介绍说,此碑在明嘉庆年间,由于战乱被断为三截,还被明兵拿来修砌城墙,后来才发现是“荔子碑”的一部分,于是将断碑抬回柳侯祠,将三块断裂的石碑拼合在一起,这一珍贵文物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罗池庙碑》自问世以来,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挚爱,碑拓在市场上曾有一拓难求之势。徐霞客于1637年6月游历柳州,在日记中写道:“又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瞻书韩辞二纸。更觅他拓,见有柳书《罗池题石》一方,笔劲而刻古,虽后已剥落,而先型宛然。”

韩柳二人既是政敌也是挚友

为什么韩愈会给柳宗元写碑文凭吊呢?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

康震说,柳宗元与韩愈的关系其实很微妙。当时柳宗元与革新派首领王叔文的关系亲密,而韩愈则不在王叔文的圈子里。所以在政治上韩柳二人是政敌。

柳宗元命运坎坷,半生沦落,然而无论是在他春风得意之时,还是在被贬之后,韩愈始终与他心心相印,肝胆相照,两个人成为良师益友。

史料记载,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30岁的柳宗元、31岁的刘禹锡与35岁的韩愈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他们三人既是同学,又是同事,同时又是非常铁的朋友,是一种铁三角的关系。

公元805年,柳宗元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往湖南永州,很多好友因为担心受到牵连而躲避。这个时候,韩愈写了《永贞行》诗。诗中说,柳宗元原来所担任的职务,是朝廷的清要之职,是很有声誉的人。现在遭此贬谪,实在是太可怜了,太值得同情了。想当年我们同朝为官,是很不错的朋友跟同事。现在,我要把我对你的同情写在纸上,给你看。我希望你能够一路走好,希望你的前程能够好一点。

韩愈和柳宗元之所以并称“韩柳”,是因为,首先韩柳两个人共同在当时开启和倡导了“古文运动”,他们当时就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次,在“古文运动”中,“韩柳”创作了大量流传千古的散文和诗歌,他们俩是唐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再者,与那些并称的人相比,他们俩年龄相近,而且彼此的经历也非常相像,都是进士出身,还共事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近密,更为平等,更为均衡,尤其是两个人有过被贬谪的经历。在柳宗元被贬的岁月中,韩愈始终在跟他进行思想交流、文章交流,他们两个人之间依然是诤友关系。柳宗元与韩愈相互倾慕,相互支持,在患难中升华友谊,在交流中传递温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

“韩愈著名的《师说》在当时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只有远在贬谪之地的柳宗元,对韩愈的观点是坚决支持。”康震讲道,当时,有一位名叫韦中立的年轻人专门从长安奔赴永州拜会柳宗元,希望拜他为师,学习古文。柳宗元在给韦中立的信中就以韩愈为例,说韩愈奋勇不顾世俗的目光,敢于触犯众人的忌讳,甘愿承受他人的讥笑和侮辱,才写了《师说》这篇文章。

作为唐代两位著名思想家,韩愈和柳宗元的交流在“心有灵犀”的默契之外,也并不都是风平浪静的。

史料记载,唐元和九年(814年)元月二十一日,柳宗元给韩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对韩愈冷嘲热讽,毫不留情。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柳宗元如此大动肝火呢?

史料载,元和八年(813年),朝廷任命韩愈为比部郎中兼史馆修撰,负责修撰国史。可韩愈接到这个任命之后却噤若寒蝉,韩愈寄给柳宗元的信中,说史官不是轻易能做好的。朝廷给我这个职位就是看我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才能,让我享受一些俸禄罢了。

柳宗元看完这封信,十分生气。“柳宗元说,难道你认为宰相让你做史官,就是为了给你个头衔,让你干领俸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在那儿待着。一个真正有志向的人,怎么能够等到让别人来督促自己才想到要尽职尽责呢?”康震解释说,柳宗元在这封书信里一语中的——文人凡是承担了一份职责,就要坚守这个职责所代表的道义与原则,如果要改悔,那就不如立刻离开那个岗位,何必担了职责又要怨恨呢?

《柳河东集》见证生死相托的友情

在此次展览中与《罗池庙碑》拓片同时展出的还有从省图书馆借展的明刻本《柳河东集》。

据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介绍,《柳河东集》全书共45卷,外集2卷。包括柳宗元的古、今体诗140余首和大量的传记作品。

刘冰说:“从公元805年到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永州长达10年。这10年,亲族朋友不予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这是柳宗元平生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10年。这10年真正成就了柳宗元作为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

唐代的永州还是一个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城市,人口稀少、信息闭塞、民生凋敝。但就是在这里,柳宗元留下了许多清丽隽秀、寓意深刻的游记散文。其中《永州八记》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中不朽的经典篇章。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是柳宗元的人格写照,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之美的经典感觉,它们开拓了古代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也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了加强理解,辽博特意展出了近代画家陆俨少画的《书画册页》,其中有国画《永州八记》。

柳宗元所处的唐德宗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苛捐杂税繁重,没有生气、没有生机,当时像柳宗元、刘禹锡等一些年轻的官员聚集在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代表的“革新集团”周围,希望通过改革朝政,振兴大唐。

公元805年正月,唐德宗病逝,各方势力开始觊觎皇帝宝座。危急时刻,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果断出手,成功拥立李诵登基,这就是唐朝第十位皇帝唐顺宗。唐顺宗即位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委以重任,他们大胆改革前朝遗留下来的弊政,史称“永贞革新”。这些改革措施深受民众的欢迎,史料记载“百姓相聚,欢呼大喜”。可是谁又能想到,仅仅8个月的时间,革新运动就失败了,主要的参与者或者被杀,或者被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与他同时被贬的,还有刘禹锡等7个人,这8个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八司马”。

公元819年,柳宗元与世长辞。临死前,柳宗元遗书于刘禹锡,将孩子和自己的全部遗稿托付给他。此时,刘禹锡正护送母亲的灵柩路过衡阳,惊闻好友去世,悲痛万分,“如得狂病”。刘禹锡自幼身体不好,原本以为自己会比柳宗元先行离世,因此曾经嘱托柳宗元帮他写墓志铭,可是柳宗元却先走一步,对他而言不啻为重大的打击。刘禹锡抚养柳宗元的长子柳周六,后又护送其灵柩回归故里。刘禹锡还三写《祭柳员外文》以抒解想念之情。不仅如此,刘禹锡还花了20多年的时间为柳宗元整理遗稿,将柳宗元的诗文编纂成集,并撰写序文,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柳河东集》。

在柳宗元去世5年后,韩愈因病去世,刘禹锡写了一篇《祭韩吏部文》,回忆当年与韩柳二人相交的场景。文中写道,你擅长写文,而我擅长议论,我们常为学术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柳宗元便笑眯眯地站出来为我们打圆场。如今想起那段时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想象柳宗元、韩愈、刘禹锡三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辽博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