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霖

提示

所谓“中庸”，贵在执中。从一个经济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在认识和处理经济生活的种种问题时，要有度的概念，不可越过合理的边界。因为，任何越过了合理边界的行为，都会导致社会的失序和混乱。陈彩虹的《在高山和天空之间》一书，借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沿问题，阐述经济生活中合理边界的要义，体现了其思想上的警醒和前瞻。

对于陈彩虹教授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很有亲近感。一是因为我们同文同种，都不喜用数学模型而是坚持用文字来表达观点；二是陈教授的文章不仅文字隽永且文理深刻，常可给我以思想上的启发。《在高山和天空之间》，颇有些思想上的收获，愿在此与诸君分享。

严复在翻译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的政治哲学名著《论自由》时，将书名意译为《群己界限论》。这里的界限，说的就是个人和集体之间要划定合理的边界，然后才能有个人自由与社会福利的统一。不唯如此，按照经济学思维模型，任何越过了合理边界的行为都会导致社会的失序和混乱，如宏观上货币发行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供给量不足则会引发通货紧缩；又如微观上政府过度干预可能会有政府失灵，完全放任市场的自由竞争又无法避免市场失灵；再如中观上产业政策过多过滥会有“理性的自负”之嫌，而产业政策的空白又不利于一国的产业价值链升级。

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陈彩虹教授在自己的新著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经济生活中应该存在合理边界的思想。作者在阐述这一思想时所借用的都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沿问题，从而彰显了这些作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统一。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并逐渐走向深入的现实，作者既看到了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面向，也看到了潜在的危险。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之前三次之处在于，有智能远超过“自然人”的“机器人”诞生，故机器替代人类的主要内容不再是人的体力劳动，而是人的脑力劳动；同时，基因技术的进步使得人可以替代上帝的角色，创造出按照生物学标准远胜于“自然人”的“基因人”。老人类（“自然人”）面对新人类（“机器人”和“基因人”）的竞争，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这实在是一个攸关老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大数据问题上，作者再次体现了其思想上的警醒和前瞻。作者承认，大数据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但是，过度滥用甚至迷信大数据，那么就会发生本末倒置。收集和处理大数据都有机会成本，为了节约稀缺资源，人类不可能穷尽大数据，故大数据并非一种完美的工具。所以，用大数据来招聘大学生，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种辍学者肯定不会被选中；用大数据分析购物行为，会发生将婴儿用品广告寄给未婚的未成年少女的道德危机；用大数据来分析可能的犯罪倾向以提前预防犯罪，现实社会可能陷入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情境。

所以按照作者的观点，在应用创新的科技成果时，人类必须控制适度的边界。过了这条界限，工具就会反过来“异化”人类，或者说人类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成了立个菩萨自己拜。

新型拜物教所反映的根本问题还是“反中庸”，即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大数据等高科技发展的认识存在极端化的褒扬倾向，而没有关注它们的副作用，更少有人想到为了防止副作用而必须设定技术的适用边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陈彩虹教授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也存在着“反中庸”的倾向，即忽视了对理论的适用边界的考察，一味宣扬理论的普遍意义。由于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极端的，所以当人们运用理论来认识经济社会生活时，自然难以避免极端化。

君不见，在经济学中，各种理论各执一端，立场和观点迥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推崇“看不见的手”而反对任何政府干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则主张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强力干预。严格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事，我们就只能静待经济危机的自然消退，而枉顾凯恩斯“在长期我们都死了”的讥讽。反之，一味遵循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我们就必须承受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率过高等长期后果。可见，在应用经济学理论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若是偏离了中庸之道，越过了理论的合理边界，那么必将是过犹不及。

为了化解经济学理论和应用中的极端化倾向，陈彩虹教授在书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回归生活常识。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无法解释和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只具有逻辑意义而无经验意义，故并非以致用为目的的科学理论而仅是智力上的逻辑训练。于是，生活常识是经济学理论不可或缺的检验标准。按照理论所给出的解释和预测可以在意料之外，但必须在情理之中，过于极端的理论和政策建议是经不起生活常识看似朴素的检验的（虽然这种检验方式在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眼中看起来或许真的好Low）。

朴素并不意味着不实用，用陈彩虹教授的话说，经济生活中产生的常识可以为理论提供两方面的帮助：“一方面，提供给经济学理论生活常识性的证明，这时，理论学说与生活常识具有一致性，经济学的结论与常识性的结论高度吻合；另一方面，提供给经济学理论不同的生活常识性判定，区分出经济学理论的特色与生活常识的特色来，并且引发经济学理论更为广泛的思考。”在科学哲学中，第一种情况被称为确证，第二种情况被称为证伪。当经济学理论被生活常识所证伪时，就意味着我们发现了现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异象”，而这恰恰可能成为新的理论创造的契机。

可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含义，就不仅仅是侵略性地突入到其他学科的领域，也在气势汹汹地抗拒着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来自生活常识的批判。而恰恰是如此之势，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现代经济学本原的基本价值——源自生活的生命力和服务生活的洞察力，不少经济学理论‘制造品’，变成了经济学家们自我欣赏的书面游戏或文字游戏”。在世界经济正因为全球疫情而面临新的变局，经济学家们却习惯性地让人失望的背景下，这一批评无疑听起来更加振聋发聩。

发现好的理论工作，有时候会有为其添柴加薪的冲动。陈彩虹教授认为，经济生活与经济理论都应该秉持中庸，在生活中不可越界，在理论上也不可过度极端。美好的经济生活需要合理的边界，这应该无需争论，但问题是，边界如何确定？在人类社会中，群己之间、政府和市场之间，乃至邻里之间的边界都是一个集体选择问题，不同的集体选择规则会对边界划定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而决定采用何种集体选择规则还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集体选择问题。此外，经济学理论在应用方面不可极端，这似无争议，但理论本身的极端化似乎并非全无好处，因为这为进一步（可能是朝着更符合常识的方向）的理论创造提供了基准参照系。经济学家们始终需要在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彻底性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性之间做出权衡。这些内容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陈彩虹教授这本新著的研究范畴，或许可算是笔者对这本好书的吹毛求疵吧。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