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加逊

提示

近日，“全职太太”一词引爆舆论场。而《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这本由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发表于1974年的论著让我们意识到，46年来物质文明发展如此飞速，女性与家庭事务的相关研究议题在社会学领域的发展竟如此迟缓。在《看不见的女人》一书中，作者安将社会学中对家务劳动的忽视这一议题与其中对女性存有的偏见这一更广泛的主题联系起来，但她从未试图为女性的困境树立“假想敌”，她在意的是，如何将问题真实地展现在公众视野面前。因为，唯有了解真实本身，才有资格去思考或争辩何谓出路。

在一个领域“极度被看见”与“不被看见”常常是一回事。这当中的说法有太多细节值得探讨，我们单说一点：“全职太太”等同于依靠男人。当“全职太太”就意味着是依附于丈夫的寄生虫吗？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而资本制度下的市场并没有包括人类全部的劳动，于是，非“商品化”的家务劳动就成了一种“无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是被不正当剥削的“无偿劳动”。上野千鹤子进一步提出，女性在家庭中抚育子女、承担家务若按市场价值折算，整个社会都欠这些女性一份不菲的工资。

被歧视的家庭事务

探讨性别话题时，人们受制于社会学现有发展理论以及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教化影响，这一点常被略去不谈。女性的现实处境其实是每天从社会态度与社会概念中建构出来的，比如，当我们说“女性意识觉醒”时，事实上，更多的是女性意识方面研究的觉醒在发挥作用；如果一个群体在社会议题中被扭曲或隐去，那么社会学理论研究也难辞其咎。

这本脱胎自安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论著缘起于她本人的切身体验。1967年至1969年，安从事着全世界大多数女性惯常从事的职业——照顾小孩和家庭。这个角色所带来的社交孤立与不被重视感让安感到莫名恼火。对于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普及中受益的女性而言，更是沉重一击。在大学学习过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安，曾以为这些习得的理解框架应用于家务劳动研究也会很有价值。事实证明，安根本找不到持同样观点的学术大家或导师为自己的想法背书。甚至很多前辈、同行困惑于安的选择，认为这是一个“自降身价”的研究方向。家庭从来不归属于社会学领域范畴，它被归于私领域与非理性的情感空间，而躲在人妻、人母性别设定面纱背后的女性便成了彻底的隐形人，她们在家庭中的实际工作一并被抹去，继而引发了“职业母亲”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这个术语的外延是指那些在家庭劳动以外工作而获得报酬的母亲，就仿佛女性在家庭中的无薪劳动根本不算工作一样。

是的，它们的确不被视为工作。这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意识偏见中，甚至是法律与税收制度中默认的常识，它被视为无偿劳动排除在国民账户体系之外。家务劳动地位之低与女性的低社会地位相结合，使得无薪或低薪的家庭工人成为世界上最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最低工资立法仍未覆盖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家务工作者，而且她们中许多人仍遭受着被囚在家和遭受家暴的危险。由此，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与家庭事务的社会定位紧密相关——家务不被视为“真正的”工作，因而是一项政府可以忽略的活动。“家庭事务”被驱逐出“社会学”研究的领地，成为一个在实质上被视为理所当然不予理会的黑洞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操持的女人，便成了“看不见的”、不受社会照看的、也毫无社会价值的人。

安开始反思，是社会学理论建构本身出了问题，并在书中开门见山地对社会学中对待女性的固有偏见和社会学创立者的性别盲视进行炮轰，称家庭事务中女性的不被看见以及分工不平等现象乃是“社会学中的性别歧视”。

唯有看到这一点，从社会学研究中开始改变，女性话题才有真正被严肃探讨的可能。安将社会学中对家务劳动的忽视这一议题与其中对女性存有的偏见这一更广泛的主题联系起来，《看不见的女人》也因此成为严肃对待家务劳动的研究文本，而它所带来的长远影响远超出安的预期。

40个女性困境样本

《看不见的女人》从未试图为女性的困境树立一系列“假想敌”并一一加以抨击，作者在意的是如何将问题真实地展现在公众视野面前。唯有了解真实本身，才有资格去思考或争辩何谓出路。至少，在安的眼中，“全职太太”的真实依然混沌，家庭事务里内部的不公依然未被正视。于是有了这40个伦敦家庭主妇的调研样本。为了获得相对均质的样本，接受采访的女性年龄均在20岁至30岁，已婚，并且都为人母，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其中有6名女性在家庭外受雇工作。40名女性中有一半是“工人阶级”，另一半是“中产阶级”。所涉问题包括背景资料调查、家庭工作条件、家庭例行常规工作、对工作任务的态度、家庭工作的标准与规范、家庭主妇身份认同、是否从事过带薪工作以及对职业角色的态度、女性角色认同、婚姻关系、对家庭工作条件的掌控、总体满意度等。显然，这并非一份有广泛代表意义的大规模数据采集，基于采访形式的调查也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毕竟，人们有时会因为面子或社会、传统偏见而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与感受。但安认为，这40个样本对于揭示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真实情况已然足够说明问题，对于家庭主妇形象的描绘不仅能加深人们对当今社会女性状况的了解，而且它也有助于人们了解都市家庭生活的某个面相。

调查结论显示：家庭主妇每周工作时间很长，平均时间为77小时；主妇对家务的不满意普遍存在，受访女性中有70%的人对家务的感受总体评价为“不满意”；单调、碎片化是一种共同的家务体验。这里若干数据以及结论因为年代久远而出现偏差，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女性都不满家庭主妇地位的低下——“家庭主妇”一词暗示了社会声望之低与家务事之琐碎。它让人离群索居，感觉无聊，要求苛刻又没完没了，令人精疲力竭。它会侵蚀你的自尊，将你同世界割裂开来。但当这些受访的家庭主妇被要求就女性解放运动发表意见时，她们所表达的态度大多是消极的：40名女性中有8名根本没有听说过女性解放运动，其余大多数人则认为大众媒体上所描绘的激进形象十分搞笑。有人偏向选择保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强调要保留女性气质的传统特权等。对于男性在婚姻中享有更多自由的抱怨变成了一种主张，以至于人们认为女人更多地被家庭限制和束缚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丈夫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上缺乏参与的反对意见被转化为女性更擅长做家庭主妇的观点。我们在此发现了某种矛盾，女权主义运动在公共视野蓬勃发展时，并未触及真正理应被解放的女性场域，她们在家庭领域的“不可见”或“无效能”导致了女权运动成为有限的女权，或者被男性社会主导所裹挟的另一套男权。显然，维持婚姻现状的愿望与对性别差异的普遍保守态度相吻合，没有人认为女性应该抛弃对家庭和家人的传统责任，或者是在夫妻之间分担责任。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开篇。如果家庭场域里的不公没有得到改善，女性依然需要从事繁重的家庭事务，那么倡导女性独立将导致一个更沉重的后果，她们既需要与男性同在职场上工作，为同工同酬而争斗，又要承担家里的辛劳，却只配一份远低于男性的收入，这便是现代女性所面临的双重压力。

身为女人

读过《看不见的女人》一书的人一定会发现，作者并没有把女性身体层面的特殊性——即承担孕育的特殊职能单独拿出来讨论。我可以理解这种做法，作者不希望这种与生俱来的物种天职破坏数据样本的社会性。那样一来，男性主导的社会便有机可乘，将女性的现状归因于生理与性别特质。但我始终认为，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件很难拒绝的使命与牺牲。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并非所有女性都是自愿成为“全职太太”的，很多是囿于家庭生活的实际需要或被迫接受了所谓“母性”“母职”的意识形态。当年那个勇敢出走的娜娜或许今天能够在外过得不错，但终究她将再次选择回到家庭，面临她的困境依然没有解决。谁该为“出走”的娜娜负责，谁又该为“回来”的娜娜负责？安的女性社会学样本留下了更多的开放性空间，沿着她的思路我们或许对女性的生存真实有更多的反思。

让人灰心的是，一本讨论家庭场域内女性的书只能吸引其他差不多同等境遇的女性乃至母亲。她们大多经历了母亲的角色，并阅读相关读物来获取某些心理上的安慰。这些女性放弃了自己的公众价值，以换取一系列私人意义。然而，别人很难识别这种私人意义。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哪怕有一丝希望，叫应该看到的人看见，应该思考的人思考，首先是女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