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爽

核心观点

写东北振兴，无论是写当年的困境还是今天的发展，落点须对准人

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凡人的梦就是中国梦里最壮美的华章

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对社会有深入的思考。要是半个哲学家,半个历史学家,半个社会学家，半个杂家，半个专家

报告文学是很难写的，我们一定要深扎下去，扎得很深，但是同时还要站在时代的山头上，有宽阔的视野

辽宁振兴的历程 值得被看见

徐剑，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当下中国报告文学领域最活跃的作家之一，作品屡获“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2012年，徐剑在《中国作家》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白山黑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纪实》（出版时改名为《浴火重生》）。历时一年多的采访，让这位生于云南的军旅作家对辽宁有了不一样的感情。日前，徐剑再次来到辽宁，参加“大连文学周·百名作家看金普”采风活动，时隔10年，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新进展令他深有感触。

活动期间，围绕辽宁振兴以及报告文学创作，本报记者对徐剑进行了专访。

本报记者：读了您的《白山黑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纪实》，诚如评论家所说，这是一幅非虚构东北振兴的壮丽画卷，一部共和国工业发展与文明的心灵史。您书中描述的所有场景和故事，都让我们辽宁人非常熟悉也非常感动。

徐剑：我对东北是有情结的。东北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标杆，那种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使命感，影响深远。典型意义上的标杆在哪里寻找？在东北、在沈阳、在铁西区。我用了近一年时间在辽宁采访，走了很多城市，煤都、钢城、海港，还有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采访到的故事太多了，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很多被采访者的名字我都记不住了，但是他们的故事我却永远忘不了。那一年，我同时有两本书有资格入围“五个一工程”奖，另一本是写一个国有大企业的国家工程的。作品获奖，对于企业形象是很有益处的，但我还是坚持报送了《白山黑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纪实》，我觉得我要对得起东北。

本报记者：有一点很有意思，这本书写的是东北振兴，却少见钢花铁水、大机器轰鸣的描摹，而更多写的是人的故事。

徐剑：是的，在这本书里，我写了几代辽宁人的命运，以数个普通工人世家与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座工厂的沉浮作为纵线，来再现“共和国长子”创造的工业神话、奇迹与辉煌，反映在沉寂和黯然岁月里经历的生命磨难，找回东山再起的自信和骄傲。为什么不写大机器轰鸣？回答“国企改革应该怎么办”不是文学家能够完成的任务，写东北振兴，无论是写当年的困境还是今天的发展，落点须对准人。

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写历史也好，写现实也好，写一个族群也好，写一个省也好，或者写一个村庄、一家人，最后都是要落到写人上。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要写人，写大写的人，写普通的人，尤其是把视点瞄准小人物来写，写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写他们丰满的感情世界，写他们或崇高或卑微的爱情世界。当下的书写，因为有网络，作家梦的入口宽了，门槛低了，出现了各种粗制滥造的写作，文学写作泛娱乐化现象严重。但是真正感动读者的依然是小人物的故事。人写好了，作品才有了生命力。

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纵观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您写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宏大的主题，无论是火箭军三部曲《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大国重器》，还是描写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包括最近完成的献给建党百年之作《天晓1921》，其中不乏将军、开国元勋等大人物。这一点与您提倡的书写小人物的故事矛盾吗？

徐剑：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正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历史时刻前行，记录这个恢宏的过程是报告文学作家应尽的责任。伟大的复兴之梦，是由普通百姓的人生梦想连缀、叠加而成的。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凡人的梦就是中国梦里最壮美的华章。我们应该心怀敬畏，将凡人举过头顶，淘一口深深的世相之井、人性之井、情感之井、文学之井，写出普通百姓在圆人生梦过程中的艰辛、温馨和感动，最大限度地展示他们的生存、尊严、牺牲、荣誉以及生命的代价与崇高。

我有一个写作宝典：伟人平民化、平民伟人化、名人传奇化。写《天晓1921》之前，我跟出版社说，要容我去做采访。我走遍了中共一大13位党代表的家乡、生活地、纪念馆，把能找到的研究专著一捆一捆地背回来读，那些书摞起来比我还高。13位党代表的经历像大浪淘沙式的，牺牲了的、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因为有信仰，是信仰的力量。写到李大钊的时候，我掉眼泪了。他面对绞刑架时是那么淡定从容！只有真正读懂他们的心路历程，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更清晰、客观地认识和书写百年前他们的先知先觉，他们的决绝无畏，他们的义无反顾，才能知道我们的党为什么能够一直走到今天。

好的作家要是五个“半”家

本报记者：您的作品最早是以军旅题材为人所认可的，从那以后您又创作了很多主旋律作品。这样的创作道路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您的主动选择？

徐剑：我很荣幸自己的作品得到这样的认可。这样的创作道路，也许与我当导弹工程兵的经历有关。这支队伍当时有老红军、老八路，他们的气度与风范，成为激荡人心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时代余韵。他们身为军人的荣誉、尊严、坦荡、牺牲，深深地印在我的精神气质上。我写作的最初动机，就是为火箭军啸吟、为普通官兵歌咏。同时，也与我多次去西藏的经历有关，它让我的文学叙事在金戈铁马的基础之上，还有一种阔大的、神圣的气质。

我始终认为，中国文学的书写一定要有中国气派。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对社会有深入的思考，要是五个“半”家：半个哲学家，要有自己的思考；半个历史学家，要有历史的穿透力；半个社会学家，要懂得跟人打交道；半个杂家，什么都懂一些；同时还是半个专家，在写完一部作品后，对这个领域的东西要真懂。报告文学是很难写的，我们一定要深扎下去，扎得很深。但是同时还要站在时代的山头上，有宽阔的视野。我们要有这样的视角，这不是今天有些人所说的“高大上”，而是从平民的视角来看殿堂，从殿堂的视角来看平民，这才是一个中国作家该有的精神。

很多作家喜欢猎奇，写太阳下的黑点，写月亮背面的阴影，认为这才是文学。不是的，文学要给人感动，给人温暖，只有在黑暗长夜里把人照亮的东西才是好的文学。当我迷茫了，当我沉寂了，读读文学，会得到温暖。当我飞扬跋扈了，当我不可一世了，读读文学、历史、哲学，就放下了，学会了敬畏，敬畏天地、敬畏老百姓、敬畏苍生、敬畏父母、敬畏弱者，这就是文学给你的力量。当然，文学也必须是讲故事的，好的文学不是说教式的、传道式的。

寻找带有中国韵律中国气象的表达方式

本报记者：您的语言风格很特别，以散文《黄姚道上有条起包浆的鱼》为例，“他走出机场，仰望天穹，一只孤鸿在啾鸣，裂帛云天，断雁西风，甚至栖息树梢，是倦鸟归林吧。他有几分眩晕，莫非是中蛊了，魂滞宋词中国。其实，天空仅掠过一只铁鸟，是此起彼落的飞机。云低江阔，断鸿声里。虽说今晚下榻处是宋代建村的黄姚，可他心中却无靖康之耻。”都是短句子，很有韵律感。这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有意为之的学理上的探寻？

徐剑：是学理上的。42岁那年，我去鲁迅文学院就读，静下心来听各种各样的课，突然开始有一种中年作家的危机感，觉得再按原来的方式写下去没有什么意思。我要追求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写作。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读的时间长了，读多了，你会发现我们的语言是那么丰富，我们自己的叙事方式是那么独特，为什么还要去学人家？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最经典的好句子都是短句子，从诗经开始，通常只有4个字，发展到唐诗“黄河之水天上来”，7个字，再发展到宋词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也就9个字。笔记小说，全部都是短句子，很少用到形容词。这些短句子，高贵、典雅、洗练、简洁，有强烈的音乐感和韵律感，具有雅正之美，高古之美，但又特别洗练，意味无穷。而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长句子都是翻译体，都是从学校学来的。

我最喜欢的中国古代作家有“四个半”：第一个是司马迁，他对细节的那种营造，让人击节叫好；第二个是杜甫，他是既通天地又接地气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是真正的史诗、诗史；第三个是苏轼，他是天才，有天大的磨难，有惊为天人的书写。他的精神世界是宏大的，一人一物皆有命，一虫一鸟皆有趣，一草一木总关情；第四个是明末的张岱，他的文章精准到了一个字都删不掉的程度；再有半个就是纳兰性德，一部《饮水词》，其优美和空灵，让人痴迷陶醉。

所以，我就要求自己在写作中以短句为主，把动词用好，把形容词甚至数量词、名词都当成动词用。如果我不能用短句子把丰富的思想表达出来，就是一种失败的书写。我不是复古主义者，但我一定要把古人为文的精髓和精华吸取过来，把古汉语的古典美、雅正美、音乐美、韵律美、诗画美等一切美的元素都尽量表现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对于中国文学和我自己的写作而言，这是一种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