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怡

提示

阅读露易丝·格丽克的诗，可以发现她在感受个体痛苦方面具有敏锐的触觉，痛苦的个体经验是她诗歌的强大驱动力。但同时，她对希腊、罗马神话的人格化书写，以及对人物点滴细碎、转瞬即逝心理的把握，为她的诗歌带来了另外一个向度。在个体经验与人类普遍化境遇的两端，格丽克站在冷静面对冲突和创伤的立场上，最大限度地抵达了真实。

继获奖作家鲍勃·迪伦和彼得·汉德克带来的争议后，媒体纷纷猜测诺奖委员会会打出一张“安全牌”，但今年的奖项却颁给了冷门作家露易丝·格丽克。在世界范围内，她的作品还没有得到与其地位相称的翻译。作为继1996年波兰作家维斯瓦娃·辛波斯卡之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格丽克却以诗作回应了“这个世界还有诗意吗？”这一文学需为当代世界承担的责任。

露易丝·格丽克出生于1938年，其祖父是一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移民，但她称自己尽力避开犹太裔身份和女性主义。作为一位个体感受型的诗人，她的诗歌少有政治色彩。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阅读和理解这位女诗人，一端是对于个体痛苦高浓度的抵达，而在另一端存在着以日常化的叙事、舒缓的语调以及简洁准确的修辞，对于人普遍化境遇的省思和存在性主题的阐释。

由个体痛苦造就的精神自主

格丽克在青春期曾进行长期艰苦的节食，最终患上了厌食症，不得不退学接受心理治疗。对于患厌食症的经历，格丽克认为，这种病症“完美地亲合于我灵魂的需求”，“饥饿感帮助我控制了贪欲，对于获得一个独立的自我，是大有帮助的。”痛苦和负面经验对于诗人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塑造作用，肉体上的自我折磨令青春期的格丽克获得了某种自我掌控的能力（即使这种不健康的行为令她付出了长期痛苦的代价），还令她并非在隐喻层面上理解了忍耐痛苦与精神独立之间的关系。在格丽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因抱持精神痛苦而获得的精神自主性。

诗歌《十月》创作于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诗歌投射的世界里，我们首先触及的并非一系列具体的意象，而是色调鲜明的心灵反应与感情氛围。诗中，当抒情主人公看到夏日黎明的景色，她说：“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太阳，那可能是/八月的太阳，正在归还/曾被带走的一切——/你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是我心灵的声音；/如今你不能触摸我的身体。/它已经改变过一次，它已经僵硬，/不要请求它再次回应。”诗中以自白的形式表达了经历暴力和创伤后的心灵：它拒绝被安慰，甚至拒绝这痛苦被剥夺，因为这某种程度上即意味着拒绝交出创伤的解释权，保留痛苦的心灵与清醒的心智。

神话书写与个体经验的“范式”

格丽克早期的作品被评论界认为是“罗伯特·洛威尔和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个充满焦虑的模仿者”，可以说，格丽克的诗歌创作极大地依赖于个体的痛苦经历，并借此探讨生、死、爱等诗歌主题。但是，格丽克仍然与自白派存在较大的区别，与后者挖掘私人经历和创伤的自传相比，格丽克直言：“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似乎是……范式。” 在自身与经历所构成的纽带之外，诗人显然还对另外的东西充满了探寻的热情：在人类集体的文化心理和叙事中寻找个体的位置，哪怕这个体的内心反应是那样的琐碎、日常化和转瞬即逝。我们可以将格丽克对于希腊、罗马神话的人格化书写看作她将自身生活素材转化为“范式”的一种尝试。

诗集《阿弗尔诺》写被冥王掠走的冥后珀尔塞福涅，《草场》以奥德修斯与珀涅罗珀的故事为主题，《新生》写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格丽克善于通过对希腊神话的再解读表达现代性主题，希腊文化的精美、生动与纯粹和生、死、焦虑以及家庭生活等种种现代社会的主题交织在一起，令人难以忽略T·S·艾略特对她的影响。格丽克独有的，是以天真无邪的眼光，在一个因天真而显得陌生的语境中再审视和解读神话人物的心理。

诗集《阿弗尔诺》中的诗歌《忠贞的神话》写冥王哈迪斯认定自己爱上了珀尔塞福涅，他为她改造地狱，并将之命名为“珀尔塞福涅的少女时代”，最后他向她表白：“你已死，没有什么能伤害你。”《阿弗尔诺》中充斥着精神死亡的主题，少女珀尔塞福涅被冥王爱上并掠走便是精神死亡的隐喻。而在这之前，珀尔塞福涅早已厌倦了自己的少女身份，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她的“亲戚”，在水里看到的太阳也是“叔叔在监视”。很明显，这是对一个男权社会中女性丧失精神自由的批判。格丽克写道：“一方面，灵魂漫游。/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在恐惧中。/在两者之间，是消失的深坑。” 珀尔塞福涅在被监视的恐惧中欺骗自己“从不孤单”，于是“像是对祈祷的回答”，她被黑暗之神带走、消失、走向死亡，在诗人的叙述中，很难说珀尔塞福涅不是一个无辜的共谋者。神话人物一瞬间的遐思成就了一首诗歌的意义，即，将鲜活的个体境遇纳入了西方文化传统和更为广泛的文化批评视野。

以心理分析抵达人类存在真实的境遇

《草场》以《奥德赛》的故事为素材，但诗人关注的并非史诗中奥德修斯的海上历险，而是关注微妙的男女关系以及家庭创伤等主题。当奥德修斯即将远航，他在黎明最后逗留的时刻抚摸着珀涅罗珀的肩膀，而妻子却真切地感受到丈夫那急于冒险和离家的心情：“像一个想再次感受渴望的人/他珍视渴望甚于一切别的情感”；就像海边的希腊农夫急于看到日出，“仿佛黎明将把他们从农夫/变成英雄。”奥德修斯对于冒险的渴求在《人质的寓言》中受到了人物内心自言自语式的质询：“难道战争/只不过是一场男人版的化妆打扮？/一个游戏，意在逃避深层的精神问题？”聚焦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格丽克以《忒勒马科斯的罪》《忒勒马科斯的善良》《忒勒马科斯的左右为难》等6首诗令我们看到他的回忆、自白、自我剖析和忏悔的心理档案，喃喃自语的诗歌语言如同在心理医生的诊室中回荡着的个人讲述，对一个本性热烈而自愿毁灭的父亲和一个守着织布机、想象丈夫放荡生活的母亲带来的家庭创伤进行反思。这些诗作以其深层次的思维影响着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在共同的故事或信仰原则中挖掘真理，那么是否更应该在人格化的体察之中洞察真实？

无论是面对创伤、丧失还是死亡，格丽克采取的皆是一种永不抗拒冲突的立场。青春期接受的心理分析治疗对于她的诗歌思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成为她的一项“智力任务”——令她反对自身思想倾向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和种种妄想，用怀疑检验自己的话，从而在智性和道德的层面上，尽可能地抵达人类存在真实的境遇。这也使得她诗歌的两个向度交织在一起，于痛苦的核心之外，闪耀着静穆与朴素之美，回应着在一个哪怕是充满了焦虑与痛苦的现代世界，所应具有的诗意思考。

格丽克曾责备自己的心理医生，将她治得太好、太完整了，这样她将再也不能写作。1990年，她在随笔中写道：“事实上，这个世界毕竟是存在于我之外的，正如它存在于所有自我中心主义者之外。”格丽克突破了她自身的痛苦，对她而言，诗歌是最好的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