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爽

本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主要文物来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今年重启的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也是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承担的。

围绕这两大话题，记者近日专访了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主持过五女山城、永陵南城址等重要考古发掘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研究馆员李新全。

本报记者：我们注意到，与去年在省博物馆举办的“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不同的是，本次“玉出红山”展还有一个副标题是“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这与展览通常以文物展命名有所不同，似乎更带有评价和肯定的意味。既然为“成就展”，主要想展示的是红山文化考古的哪些重要成就？

李新全：本次展览共展出玉质礼器、红陶祭器、人像雕塑等珍贵文物160余件（套），结合考古现场图片和建筑过程复原，集中展示了红山文化遗址历次重要发现和最新考古成果，其中田家沟和半拉山墓地出土文物为首次在辽宁省外展出。展览系统展现了红山文化的完整脉络和独特内涵。同时，展览还通过红山文化出土文物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的对比，深刻揭示了西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的重要影响。这些考古发现足以证明，红山文化是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前中国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本报记者：从9月25日在建昌牛河梁召开的“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现场座谈会”，到这次的“玉出红山”展，对于2020年红山文化考古重启会产生促进作用吗？

李新全：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牛河梁遗址特殊的“庙、坛、冢”的组合，是确定牛河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殊遗存和礼仪中心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发掘沉寂了十多年之后，2020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重启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无论是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现场座谈会，还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玉出红山”展览，无疑都会极大地推进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本报记者：国家要求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重启的红山文化考古会在哪些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李新全：明年中国考古学将迎来100年的诞辰。100年来，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全盘引进到本土化，直到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什么是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考古学与以西方为主的考古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认为从指导思想、理论方法、学科划分、学术目的、研究对象的结构、研究的手段、研究对象的文明年代、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模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举例来说，西方是要探讨人类文化演进的规律，我们是要探讨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及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西方面对的是以石构建筑为主的硬遗址，我们面对的是以土木建筑为主的软遗址。西方考古是以考古资料为主，基本上没有多少文献记载，而我们不仅有十分丰富的考古实物资料，而且文献古籍浩如烟海。西方文明起源是城邦国家、酋邦理论。我们的文明起源是方国联盟、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西方文明的标志是城市、金属冶炼、文字的发明、大型礼仪性建筑。我们的文明起源是以古礼的产生为标志等。

中国的考古学家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之道，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在《中国考古学》自序中有一段话，或可视作他对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总结：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舶来品，人们将考古学输入中国，用它的一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考古遗存，就有一个用这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技术同中国考古遗存及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结合得不好，依然是两张皮，只有结合好了，才能成为中国考古学。

考古学有了中国特色，也就有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关于中国气派，我想从以下几方面理解：一是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中国至少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二是中国文明博大精深。中国文明不是单一的文明，而是一个文明的综合体，并延续至今。三是中国文明自产生之日起，连绵不断。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都不是连续发展的。唯有中国文明，一脉相承，历久弥新。

这些理论和方法，也将在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中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