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　宏

提示

戏曲是艺术，更是一种文化。没有哪个曲种不是在某一地方文化的哺育、滋养中形成与发展的。《秧歌戏与乡村女性》一书，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河北地方小戏种——定州秧歌，探讨底层女性在乡村小戏的戏文和观演生态中如何被书写这一话题，反映了时代变革中戏曲的兴衰与乡村女性的成长历程。从这些层层递进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秧歌戏与乡村女性文化、社会关系的丝丝联系，乡村女性通过她们所簇拥的秧歌舞台，去了解世界、认识社会，在与秧歌的互动中，她们得到的并不仅仅是心灵的抚慰，还有情感的唤醒。

世故“小戏”

与江南乡村不同，华北地区有着适宜秧歌戏生长的土壤，这里族聚规模小，单姓村也少，土地又旱涝保收。这种经济社会环境与相对分散的族聚规模，有着适宜秧歌戏生长的土壤。

定州秧歌起源于河北定州黑龙泉附近几村流行的民间小曲。尽管在戏剧化的道路和题材内容形成上，定州秧歌吸收了其他大戏的影响，但它的审美风格和受众群体与大戏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对于贫苦而又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乡村女性而言，本乡本土的喜好则更可亲近。

正是这样的需求，乡村女性和她们的苦乐悲欢，就直接或间接地被推到了定州秧歌舞台的中央。

“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务琐事，是定州秧歌的剧目题材。秧歌戏里的家长里短是能吸引女性观众的一大“卖点”。《双锁柜》中面涂雄鸡、鸡花旦应丁的跳神二姨，《老少换》中的老梅氏，以及《刘玉兰上庙》中的“大片脚”邻居王嫂子，这些村人口中调笑的“母夜叉”，她们发挥乡村女性意见领袖的作用，她们深谙世故、精于算计，深刻洞察乡村的人情肌理，因而能够最大化地利用女性能掌握的权力资源去主持公道。

乾坤转圜

秧歌小戏更多的剧目属于生、旦、丑为主的“二小”“三小”戏。虽然女性的角色不可或缺，可与其他戏曲一样，早期的定州秧歌组织由男性管理，演员也全部为男性农民子弟。

其实，就秧歌漫长的发展史而言，作为田间劳作时期的秧歌，出乎农夫农妇之口，并无性别歧视，但在其伎乐歌舞化后，情形就不一样了，且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男性秧歌旦艺人。“拆了房卖了砖，也要看看宋文川”，有“秧歌梅兰芳”之称的男性演员宋文川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段时间活跃在秧歌舞台。

《定州秧歌传承表》表明，从可考据的清末第一代传人杜增林算起，新中国成立前仅在第三代传人出现过两位女性演员，而她们还是“夫妻档”。

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是秧歌戏女性演员“翻身”的关键节点。妇女地位和社会参与度的空前提高，剧团中有了女性职业演员，但由于观念和生活压力，女性演员实现在人数和地位上的逆转，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妇女、老人为主的观演群体顶起了秧歌的半边天，甚至在秧歌舞台上出现了“乾旦”到“坤生”的反转。

在今天的一个定州秧歌民间剧团，团中三四十名演员，男性仅有一名。

情感突围

在现实的围困下，定州乡村女性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朴实、平庸，一生在家长里短的琐碎中过日子。可在定州秧歌中，女性的婚姻观念里，大胆地把颜值作为首要追求，表达了定州乡村女性追求爱情的超前意识。

周扬曾说：“恋爱是旧的秧歌最普遍的主题。”定州秧歌反映了在爱情婚姻观念上的一种女性表达，在秧歌里女性理想的男性不再是忠厚老实，而是“年貌相当、风流见过世面”。所谓“貌”，即男性样貌要“清秀”；所谓“见过世面”，即看他是否“会说话”。

《双锁柜》中的璞姐不满父母另许他人，就是因为父母选择的蒋武举比她大20多岁。在秧歌戏呈现的择偶观中，“年貌相当”已经突破了“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观念。《借女吊孝》中富家王家借来出身贫苦而样貌俊俏的凤英顶替自己的丑女儿前往亲家张家吊孝，而凤英见到男方样貌之后竟将错就错，进了洞房。王家张家虽然门当户对，但也抵不过“年貌相当”。可秧歌戏虽然打破了“门当户对”的观念，却仍然无法摒弃对富贵的攀附和功利思想，如《小花园》中的王二姐、《武家坡》中的王宝钏嫁到了富家张家，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有局限的。

从定州秧歌剧目的婚姻题材中，我们可以窥见时代变迁中乡村女性思想的嬗变。观戏与唱戏中，不只有她们对现实苦闷的排遣，还有她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

现实描摹

在戏曲生态与民俗土壤分离日益严重的当下，从某种角度来说，定州秧歌承载的是“消逝的乡村”。因而始终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主旨的定州秧歌给予人们更多的期待。

定州秧歌多反映乡村女性文化与社会关系，曾是20世纪某个时期定州“一般人最嗜好、最普通的消遣，尤其是妇女不易多得的一种娱乐”。直到今天，定州秧歌还有着“拴老婆桩”的外号。

之所以受到底层乡村女性的喜爱，在于定州秧歌把定州农民尤其是女性的生活真相鲜活地表现出来。戏里都是当地乡村的生活日常：最常见的家庭人口规模在二至五人，有许多夫妻生活和日常相处场景的细致描摹；由于多表现的是小民生活，所以戏里展示的婚姻制度多是一夫一妻；定州秧歌也不吝笔墨地描写主人公们的穿戴、饮食，关于饮食的那些“套语”更贴近生活，大量出现了麻糖、细饼子、油茶、豆腐脑等日常饮食。尤其是代际冲突与情理困惑在定州秧歌里的各种呈现，更是让这些文化低、眼界窄的乡村女性有了参考与模仿的对象。

天然的乡土基因，让定州秧歌伴随着这里的女性从孩童时光到成家后的柴米油盐，再到儿孙们的出生与成长，时时刻刻都在疏解她们的悲伤、充盈她们的喜悦。这些表现现实、充实现实的民俗元素，还给我们“回不去的乡村”提供了更具内涵的现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