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然

提示

在成书之前，《顿悟的时刻》一些内容在小说课堂上演讲过，在多种媒体上传播过，在张悦然本人的创作与学术实践里对接过。她以作家的身份剖析作家，用一把“小说解剖刀”带领我们抵达故事现场，她的言说因为诚实、诗意与深刻，获得了不少赞赏。因为沿途被“顿悟”照亮，张悦然小说写作理论的枝条可以在校园内外、创作内外和阐释内外尽情摇曳，《顿悟的时刻》自然而然就会大于大学讲义，大于创作笔记，大于学术探究，甚至大于三者之和。

从个体的“我”

前往并抵达“我们”

从新见迭出的“我”走向开阔可信的“我们”。废名说过一句颇带禅机的话：“最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最不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有突出自传属性的《顿悟的时刻》，坚定地选择了一个“我”的视角。作为学人，张悦然的创作经验、阅读心得和研究体会无疑非常新颖、独特和珍贵，比如她在分析一些作品时会自动添加自己的二度创作，所以她感同身受的文字正是她自己，至少首先是她自己。作家与人物的“共情”，与情节的“共振”，应该有一种巨大的引力，让评论家自己也参加进来。我们见过不少文学研究，一旦遮住作者署名，相关著述就失去了主语，千人一面，因为缺乏个体化色彩，成果的创造性价值也跟着大打了折扣。不单是文学作品，对于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来说，“我”的属性也同样比金子都宝贵。

单纯自说自话、过分自恋的“我”没有翅膀，飞不出斗室宅门，《顿悟的时刻》中的“我”只是一场学术发言的起点和保障。此书第一部分是极富现场感的创作导论，包括对已有作品的解读，包括对未来作品的期待。没有学术架子，柔软亲和的漫谈语调，形成一种交流、恳谈的氛围，一点点让小说创作由繁入简、由难变易。张悦然说：“第二部分谈论了一些我近年读得比较多的作家，读得多是因为喜欢，因为机缘，还因为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我写作中思考的问题。”这部分“个案端详”，建立在广泛阅读、深入实践和反复思考的认知谱系之上，她对众多列举作品的阐发与其他读者的阅读体验能够形成共鸣，与齐泽克、桑塔格、艾略特、洛奇等人的学术意见也是兼容的。《顿悟的时刻》从诚恳的个体的“我”前往并抵达稳健、宽广的集体的“我们”，最终完成了一次高效的学术行动。

当然，一个人的写作史、阅读史和研究史注定是有局限的，张悦然在“前言”里就老实交代了这种局限。这份清醒，可能会使立论的局限止步于最小值，而讳言局限才是最大的局限。

更在意解决

小说写作中的实际困扰

有意绕开“体系”构建，全神贯注解决“问题”。就本质来说，小说是非类型化的文体，但是我们的小说研究却习惯于类型化的定位，像开中药铺一样分门别类，貌似严丝合缝，其实未必可行可信。我们望之俨然的理论体系，有时与研讨对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裂，这种尴尬并不少见。有鉴于此，《顿悟的时刻》干脆躲开体系，只抽选了几个关键的问题来谈。在小说的诸要素之中，张悦然的审视集中于“人物”“冲突”“情节”“视角”四个话题，没有面面俱到，她更在意解决小说写作过程中的实际困扰。在从前的写作教育里，我们被告知和要求写熟悉的人和事。张悦然认为，“共情”带来的“情感的支点”，完全可以帮忙写好不熟悉的人和事，不简单地看熟悉程度，不轻易地用善恶标准，“而是看谁与作者的情感连接最多”，谁将成为写作对象。作家可以是远处的观察者，人物离生活很远，却可能离我们很近。倘若没有找到或搭建桥梁或舟楫式的“情感的支点”，小说就无法成功停靠对岸。

《顿悟的时刻》是强调有效、侧重实战的理论著作。太多的小说写作和小说阅读都有主人公情结，走出英雄叙事就该走出主人公崇拜，张悦然觉得“作家的狭隘大多数来自对主人公的过度保护”。作家不能过分驱动和支配人物，小说里可以没有英雄，没有主人公，没有次要人物。主人公因为“不完美”，而屡屡遭到敌人的质疑和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散发热量蕴涵动能，恰是敌人给主人公和作家的“馈赠”。

让真相和心灵

永远居于高处

用“叙事”研讨，让逻辑论证像情节一样推进。张悦然打开小说就像打开一件礼物，就像晤见一位亲人，就像迎来一场节日般的欣喜。在她名副其实的小说课里，生活逻辑、创作逻辑重于学术逻辑，很多时候，张悦然的研究文字愿意用“叙事”来替代“议论”，带有抒情性，因为小说是关于生活的一则明喻。张悦然这部书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更多是作家理论而非学者理论。“顿悟”贯穿全书始终，逻辑论证借助作品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借助小说的观察、选材、立意和主题，像小说情节一样渐次展开。张悦然说：“情节不应该是一个个耳光，抽打着人物，让他从东到西，疲于奔命，然后把他赶去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结局。我们使用情节，目的是展现和揭示复杂的人性。”小说的情节和论著的结构是用来穿透和超越的，主动剥去外壳儿，不要因为它们的魅惑而与好小说或好论著擦肩而过。作家不要迷恋技术，评论家不要迷恋学理，要让真相和心灵永远居于高处。

作家从人物身上认出了自己，张悦然从人物身上认出了作家，也认出了自己。《顿悟的时刻》里有一条抒情线，一条创作线，一条学术线，三线交织。不论是强调门罗小说中“时间”的意义，詹姆斯经营的“意识中心”，麦克尤恩的“虚构操纵”，还是伊根笔下的“恩赐与掠夺”，都一方面呈现为作家的创作取舍，一方面呈现为学人的批评取舍，而这些都要由张悦然的人文理想来串接。没有谁会是例外，《顿悟的时刻》是一次难度写作，摊在张悦然桌上的是海量小说，是历史堆积的创作理念，张悦然要凭借自己的文化储备迅速判断和应对。

张悦然的《顿悟的时刻》怀着一种深情和敬意，以文字抚摸文字，以艺术匹配艺术，以心灵回应心灵，是兼顾阅读与写作、学术与实操的珍贵读本。人们诟病的某种学院派文学理论，常常因为言说者站在文学的局外却言之凿凿、不由分说，这样的理论显然会阻止文学溪流的生动奔涌。而《顿悟的时刻》是以一条溪流的姿态言说另外一条溪流，谈论小说却不惊扰小说，张悦然妙语背后的妙悟，终于让两条小溪携起手来一路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