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忠鹤

核心提示

1621年努尔哈赤攻克辽阳城，随即将国都从赫图阿拉迁移至此，之后又快速建造了新都城——东京城；1625年他再次将国都迁移至沈阳。虽然东京城与盛京城在规划与建设上有较大的区别，但这两座城的城门设置与名字基本一致。研究者表示，这不仅表明二者建设思路一脉相承，而且说明后金统治者开始重视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利用。

后金攻下辽阳后匆忙修建东京城作国都

太子河在城外拐了一道弯，然后以南北走向的身姿缓缓流入辽阳城，将这座千年古城一分为二。

太子河东岸不远，就是努尔哈赤修建的东京城。这座后金三座国都之一的城池原址，如今已变身为一座敞开式公园。

茵茵草地，啾啾鸣蝉。夏末的午后，祥和与安然掩埋了几百年前东京城内曾经有过的喧嚣与抗争，大自然赐予的绿色让这里重新回归了安宁。

岁月几乎将这座古城池吞噬殆尽，不过，寓意着“苍天护佑”的南大门“天祐门”幸运逃脱，成为八座城门中唯一的幸存者。

天祐门及其一小段城墙被现代工匠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修复，厚重的城门重新释放出了当年的风韵。重修时发现，这座城门保留了当年建城时的蛛丝马迹——在天祐门底座部分，除了大部分规整的条石外，还夹杂着坟墓石碑、石磨等。这是300多年前的工匠们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1621年，努尔哈赤从明朝手中攻下辽阳城后，将后金国都从现在的抚顺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老城。当时的辽阳老城位于太子河西岸，从“秦开却胡”后，这里逐渐演变成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明朝时，辽阳老城是辽东都指挥使司的治所所在地。

攻下辽阳城后的努尔哈赤并没有把后金都城安置在辽阳老城，而是在太子河东岸修建新城，这就是东京城。努尔哈赤攻克辽阳城后立即迁都至此，由此可知，当年建造东京城时间之紧迫、任务之繁重、准备之不足。

因为建城缺乏石料，努尔哈赤下令拆毁辽阳老城内外城墙和官衙、房舍，以及百姓家中的石磨碾盘、墓碑等以作筑城之基，这就是为什么天祐门基座上至今可见石碑、石磨的原因。

史料记载了东京城的格局与规模。与其他都城不同，空中俯瞰东京城，它并不是正方形或者长方形，而是略呈菱形。《辽东州志》记载：“城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

东京城四个方向的每一面城墙上都设置有两个城门：南墙上的城门分别是天祐门、德盛门；北墙城门是地载门、福胜门；东墙是内治门、抚近门；西墙是外攘门、怀远门。

城内建有努尔哈赤议政、理政的八角殿，这处宫殿正对着天祐门；城内还有努尔哈赤与福晋们生活的寝宫，也就是汗王宫。此外，还有贝勒府、一部分汉族官员的宅邸、弥陀寺等。如今，这些建筑都已不存在了。

从1622年四月初四正式迁都东京城，到1625年三月初三再次迁都沈阳，东京城作为后金国都的时间仅仅两年11个月。而在这近3年中，努尔哈赤在内政、外交和民族宗教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学习儒家文化的汉化政策，雄踞东京城的后金实力进一步增强。

修建盛京城，城门、方位与东京城一模一样

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力排众议，将后金都城从辽阳迁至沈阳。

关于迁都原因，众多学者观点不一。虽然在《清太祖实录》中努尔哈赤曾就迁都原因进行解释，即沈阳交通更为便利。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取得后世学者的完全认同。一些学者认为，努尔哈赤迁离的主要原因是，辽阳是明朝、蒙古等多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后金在此受到的威胁较多，为了避免被攻击，努尔哈赤才当机立断，迁都沈阳。

当时的沈阳城远没有现在闻名，它仅仅是一座拱卫辽阳城的卫城。

明朝在辽东地区建立了比较特殊的卫所制度，办公地点在辽阳老城的辽东都指挥使司所管辖的25个卫城中，“沈阳中卫”是其中之一。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沈阳中卫”指挥闽忠曾对沈阳城进行大规模重修，当时开辟出四座城门，城内主要街路与这四座城门相通，形成了“十字街”格局。这四座城门分别是东门“永宁门”、南门“保安门”、西门“永昌门”、北门“安定门”（明代万历年间改称“镇边门”）。

就在迁都沈阳的第二年，即1626年，努尔哈赤在由清河返回沈阳的途中去世，沈阳的改造重任落在了他的继任者、第八子皇太极的身上。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因旧城增拓”，也就是说，皇太极开始扩建沈阳城。对于这样一个扩城之举，专注于清史研究几十年的沈阳故宫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李理认为，这是沈阳建城史和清朝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大事件。

“没有迁都沈阳和建造盛京皇宫，就不会有盛京城；而没有盛京城的大规模建设，盛京皇宫亦无法体现它的重要价值，无法构成完整的都城规制，更不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家宫殿。”李理说。

在这次“增拓”中，沈阳城的面积被扩大，“四门”增至“八门”，“京阙之规模大备”。在这次扩城中，因为明朝最为牢固的“镇边门”在战争中毁坏最小，且离努尔哈赤居所较近，所以有幸得以保留，成为沈阳城的第“九门”，也就是说，沈阳城门的数量为单数，而非双数。

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初九，皇太极将“沈阳”更名为“天眷盛京”，满语叫“谋克敦”，也就是“兴盛之都”。八座城门也被授予不同名称：两个南门分别是天祐门、德盛门；北门是地载门、福胜门；东门是内治门、抚近门；西门是外攘门、怀远门。除了多出来的那座“九门”外，盛京城其余的八个城门不仅方位与辽阳东京城完全一样，其名称也一模一样。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他们都把吸收儒家文化、逐步实行汉化作为后金发展的推动力量。这一方针，在后来的几位皇帝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吸收儒家文化强根固本 为夺取天下做准备

这八座城门还是分割城内满族八旗组织的坐标点。八座城门将城内区域分割成了“九宫格”，在每一个“宫格”内，各居住一旗。根据《盛京城阙图》，可推断在皇太极时期城内八旗驻防区域分布应为：城内北侧是正白旗、镶白旗；城内东侧是正红旗、镶红旗；城内南侧是正蓝旗、镶蓝旗；城内西侧是正黄旗、镶黄旗。不过，随着政权内部的斗争，上述格局并未持续太久。清廷入关后，盛京城内的八旗分界变成了另外一种顺序。

不论是东京城，还是盛京城，每一座城门都寄托着主政者的美好希冀：“上承天佑，下得地载，内修文治，外攘兵患，安抚已得之民，怀柔外藩诸部，以福德之威去开创天下之大志宏图。”

李理则透过主政者的美好希冀窥探出了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其实，这些城门的命名，也是后金逐渐接受并发扬中原儒家文化的具体反映，彰显了新王朝并吞八荒的雄心。”李理解释说。

李理表示，盛京城与东京城的城门名字一致，说明了二者建设思路的一脉相承。“天祐”“地载”“德盛”“福胜”等名称蕴含了后金和清朝的天命观，体现了满族政权在进入辽东地区后开始吸收利用儒家思想。在扩建盛京城的同时，皇太极还修建了天坛、地坛、太庙等与中原王朝类似的祭祀建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登极称帝之前，就先在天坛举行了祭祀仪式，这完全是在学习汉族体制。

虽然城门命名凸显了后金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的汉化与儒学化，但在盛京城城门的门额上，皇太极仍采用了满文与汉文同时出现的方式。李理分析认为，这表示后金政权在吸收、发扬中原儒家文化的同时，仍坚持本民族色彩，甚至突出强调满族文化的主体地位。

这个分析有历史依据作支撑。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初九，皇太极定名盛京时就有上谕，“其沈阳城称为天眷盛京、赫图阿喇城称天眷兴京。毋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而恣行悖乱者，察出决不轻恕。”皇太极的强根固本思路可见一斑。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由本报记者朱忠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