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新宇

昆德拉在文学评论集《帷幕》中评论卡夫卡的《审判》时说，他的同胞作家有着和福楼拜相同的文学目的：“深入到一个笑话的黑色深处。”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深入、笑话、黑色深处”。我们注意到，作为一个通俗意义上的小国，捷克，诞生了很多文学大家，例如卡夫卡、昆德拉、以《好兵帅克》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哈谢克，他们的作品都具备昆德拉“盖棺论定”的风格。捷克当代作家斯拉维克也不例外。

兹旦内克·斯拉维克最初以电影编剧闻名，他的电影屡获大奖。他不忘初心，“还是一名高中生时，我就清楚自己想成为作家”，72岁出版短篇小说集《女观众》，一举摘得捷克畅销书作家桂冠，这个小说集，作者自称“释放了我青春韶华的梦想，让我在人生暮年如愿以偿”。我读完觉得，小说与青春无关，反倒是能看见“无意义琐事的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昆德拉语）。“无意义”消解了人生，“黑色笑话”表达了人生，而它展示出来的生活深处的“巨大而神秘的力量”，重新构建了信心，亦即我们一再谈论的“人生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无意义；人生无意义就是它最大的意义”。斯拉维克善于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中发掘笑点，哪怕这个笑话是黑色的。

《女观众》里有一篇《法院来信》，司机普里克察婚后出轨，与妻子外出时听说法院给他寄来一封信的消息，做贼心虚的他向妻子坦白了一切，妻子的反应当然是天崩地裂，电闪雷鸣。终于挨到风暴过去的翌日，他发现那是一封来自警察局的信，上面写着“特此通知，关于查找您被盗轮胎的案子，无果而终”。这种尴尬境遇我们都听过，甚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生活带来的玩笑，往往是我们自己无意中制造的。斯拉维克很注重生活的反差，下雨天穿雨衣很正常，晴天就不正常了，晴天穿着雨衣去酒吧就更匪夷所思了，然而他却能给出符合现实逻辑的解释（《追踪记》）。这种反差造成日常经验里的“笑话”，从而凸显巨大的文学张力。斯拉维克不仅仅满足于流于表层的反差，若如此，则无法产生“无意义琐事的巨大而神秘的力量”，进一步地，斯拉维克为读者揭示这种笑话背后的沉重。在小说结尾，又用笑话解构了沉重，使作品有了举重若轻的效果。例如《追踪记》的结尾：“今天，假如您看到某位衣衫湿透的人闯入酒吧，它仅说明外面正在下雨。仅此而已。”这个外表憨厚的老头“温柔”地补了一刀，划开了“黑色深处”。

小说集里面的某些作品，例如《女观众》《法院来信》，如果把发生地置换为当代中国或美国，也一点不突兀。昆德拉认为生在捷克这样的小国，要么成为目光短浅之人，要么成为“世界性”的人。斯拉维克如此深刻且幽默地刻画了人性，当然具备“世界性”。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捷克的原因，他们的作家才诞生了不约而同的共性：喜欢用“黑色笑话”来作为抵抗“无意义”的武器。

斯拉维克用冷峻、精悍、一针见血的语言，表现了句子之外的故事，让人想到卡佛的名言：“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以《列宁的微笑》为例，语文老师坚持一个字不改地朗诵诗歌，为了寻求帮助，她对现任校长说上一任校长会挺身而出支持她，结果换来校长的冷冷一句：“所以他已经下台了。”家人的态度是：“愚蠢的文化秘书对文化一无所知，实际上那首诗也好不到哪儿去。”说到这位秘书，斯拉维克有句妙语，“他身高两米，体重100公斤，这位适合去搬家具的同志，却专管文化工作。”老师找到校党委会的校工，后者的妙计是打牌时故意让党委会主席连赢三局，然后叫他给文化秘书施压（结果主席赢了牌，却不肯插手此事）。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校工的妻子听说老师来找自己的丈夫不是因为他骚扰女学生后，“如释重负”。如果充分展开这些笑话，小说就会增添更多的精彩情节，斯拉维克不是没有展开的才能，但他一笔带过，留给读者去玩味、遐想。小说丧失了丰腴，却因此有了深入的审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