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兆惠

提示

文学读者选择哪些作品来读，往往受文学史、评论和评奖、出版商造势的鼓动。被他人带动的阅读，读者时常失望，感觉作品不对口味，或者名不副实。与此相比，凭某种机缘读到的作品，能给你带来阅读的满足，能在你心中产生深刻影响。哪本书属于你，影响你，时机到了，自然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躲都躲不开。这就是书缘吧，缘分，可遇不可求。

读《静静的顿河》读不完

最早体会到我与哪本书有缘分，是在中学，是我拿到《静静的顿河》的时候。那是二十世纪70年代初，我们没有书看，哪个同学拿到学校一本小说都能引发疯抢，课上课下排队传看。乡下书源贫乏，同学中传烂的小说只有《烈火金刚》《粮食采购队》《战斗的青春》《艳阳天》几本。有天，一个同学上课时低头看一本精装的外国小说，他个儿高，坐在最后一排，但我还是发现了。我悄悄求借，他应允，几天后那本小说到了我手中。它是《静静的顿河》第三卷，布脊纸面，封面靠上印着一个图案，图案上一匹带鞍的马低头饮水，旁边站着一个哥萨克，戴着大檐帽，穿着镶红边的马裤，也在低头。远看那图案，像个徽标。我记住了这个封面和封面上的图案，却忘记了它的译者和版本。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外国小说除了作者还有译者，也不知道一本书的版次版本是怎么回事。

读《静静的顿河》的感觉是全新的，虽然我手中的只是第三卷，其中讲述的在整部《静静的顿河》中也仅占四分之一，但这四分之一中，哥萨克和红军在顿河两岸、广漠草原上厮杀的残酷和血腥，让我触目惊心。特别是葛利高里，一会儿当红军，一会儿当叛军，左右选择中的挣扎和痛苦，让我领悟到生命的真相原来是这样。《静静的顿河》第三卷，激活了我对小说的感觉，确立了我心目中好小说应该有的样子。沉重而丰富的内心使葛利高里具有别的哥萨克没有的高傲与孤独，这种气质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到了80年代，我买到《静静的顿河》的金人译本，随后陆续收集了肖洛霍夫的传记和有关他的研究资料，在网上淘到1917年至1921年顿河地区哥萨克叛乱的历史文献汇编。《静静的顿河》成为我一生中读不完的小说，在反反复复的阅读中，葛利高里的高傲与孤独一直没有变，始终是初读时他给我的那个印象。

中学毕业40周年聚会时，我特别想见这个同学，打电话给他，盼他参加聚会，想当面致谢，告诉他当年那本《静静的顿河》对我有过怎样的影响。在贫瘠的年代，在我渴望文学滋养的时候，他把一本真正的小说送到我的手中，影响了我的文学选择。可是，聚会那天他没有来，他在私企打工，请假困难。

与维特根斯坦有关

我读《哈吉穆拉特》也是一种缘分，阅读机缘与维特根斯坦有关。读《西方正典》时，就知道《哈吉穆拉特》是一部好小说。哈罗德·布鲁姆用“托尔斯泰和英雄主义”一章专门说《哈吉穆拉特》的好，好到它“处在民主时代经典的中心”，是“衡量小说崇高性的一块试金石”。布鲁姆说《哈吉穆拉特》的好不是目的，他要论述托尔斯泰与《哈吉穆拉特》如何互证互补，强调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与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有过一拼，对小说本身的辨析夹在一个很大的框架之中，所以被我略过。读过小说之后再看“托尔斯泰和英雄主义”，其中确有不少点睛之语。

维特根斯坦是个奇人，给他当学生必须有“孩子般的单纯和第一流的大脑”。我曾想象，如果早生几十年拜到他门下，他会直截了当告诉我：你太笨，没有学哲学的大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当个木匠或者石匠。有天读马尔康姆的《回忆维特根斯坦》，当读到维特根斯坦推荐马尔康姆去读《哈吉穆拉特》，说这本小说“很不错”时，我眼睛一亮。维特根斯坦说：“我希望你会从中得到很多东西，因为确有很多东西在里面。”马尔康姆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和挚友，也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很挑剔，不管是哲学还是文学，入他眼很难。他的崇拜者曾把卡夫卡的小说借给他，他读后不以为然，说：“这个人，因为不写自己的麻烦而给自己惹了很多麻烦。”他说一本小说好，那这本小说肯定独特。我毫不迟疑，马上去读《哈吉穆拉特》。

读完之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次站在一座小山顶上眺望乌兰布统草原的情景，蓝天白云青草绿树自然天成一幅画，犹如幻境，令人沉醉。身边的两个小姑娘惊叫：这是真的吗？这是小说的纯正和完美唤起的感觉，而小说的纯正和完美集中体现在哈吉穆拉特这个人物的极致上。一身野性的哈吉穆拉特为逃避追杀投靠俄军，在俄方的达官显宦贵妇面前，他不卑不亢，优雅高贵，气质鹤立鸡群。当依靠俄军解救家小无望时，他英勇赴死，不惧尸首分离，一副敢作敢当的大丈夫气概。从逃亡到赴死，哈吉穆拉特始终处在一种极致的状态，始终在维护自己的生命尊严。这部小说让我明白：生命的尊严在，生命才优雅和高贵。维护生命的尊严是小说叙事的最高目的；书写极致人生的小说，天生具有超越平庸的品质。由此，《哈吉穆拉特》成为我心目中好小说的一个标杆。我感谢维特根斯坦，没有他的推重，我可能要错过一道文学美景，不知道好小说究竟有多好，就如乌兰布统草原，不到那里，就不知道如画的草原有多美。

重读《鼠疫》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为许多人读《鼠疫》提供了机缘，而这机缘对于我，却延后几个月。2014年初，我因两眼手术不能动弹不能用眼，躺着收听网上播放的《鼠疫》。当听到朗贝尔终于打通关节能够逃离奥兰城，却突然改变主意，留下来跟里厄医生一起抗疫时，我流泪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们线上线下传递着阅读《鼠疫》的信息，我无意重读，但知道这时候读《鼠疫》会别有收获。不久前，省文史馆指派我向一个学术会议提交论文，主题是“疫情下的人文精神力量”。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我能够完成的，就是研究疫情期间《鼠疫》的阅读价值。于是我重读《鼠疫》。

带着疫情时期的经验和质问重读《鼠疫》，有种深刻的代入感，读后我发现：小说的情怀博大，它写瘟疫写灾难，残酷但也温暖，阴暗但也闪光，原因就在于加缪写了人性的纯粹、神圣和高贵。为了寻找加缪的思想根源，我读《加缪手记》，他这样记述：“我每读到历史上关于某次鼠疫的记载，一颗心总是会深受自己的义愤和他人的暴行所苦，而从这样的心底也总是会响起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对我来说人性中的高贵应该还是多于龌龊。”在格朗、格贝尔、塔鲁、奥通先生等人物身上，体现着加缪对人性的希望。这些医生、小职员、城市的滞留者，在绝境中毅然选择，积极行动，不计代价，不问生死，与鼠疫抗争。他们普通甚至卑微，但在极端的情境下，他们生命中的神圣和大爱被激活。《鼠疫》用对人性的希望，为疫情中的读者点亮了内心的光。小说就应该像《鼠疫》这样，去表达我们对人性的深切期望。

三部小说的三次阅读机缘，最终给予我的，是培育了我的小说观念，让我领悟了小说的本质：小说要书写内在、纯正、厚重的生命；小说要给人以温暖和希望，以此带动人朝向人性的神圣去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