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兆惠

电影市场重启后，《1917》《八佰》上映，战争片成为电影界的热点话题。特别是《八佰》，票房超出各种专业人士的预测，成为今年第一部爆款电影。有人在研究《八佰》为何爆款时，认为它拓宽了战争片的边界，聚焦抗战危局中一群普通的中国军人，他们尽一己之力顽强抵抗的精神，犹如“最黑的夜”里“最亮的光”，深深地感动了观众。

在对战争片的讨论中，把电影视为产业的人，关心的是战争片如何配置资源才能产生爆款、创造票房。作为爱看战争片的观众，我也问自己：为何喜欢战争片？少年时爱看战争片，是因为爱看打仗，我们把战争片直接叫作“打仗的电影”。少年无知，看战争片自然落入特吕弗说的那种陷阱。特吕弗认为把战争片拍成反战电影几乎不可能，原因是战争片都带有能量和冒险的感觉，那最终只会令战斗看上去充满乐趣。现在爱看战争片，是爱看电影里的人。

战争为人提供的情境，往往把人顶到墙角做生死抉择，残酷而极致。极致情境最能激活人性深处的东西，而人性深处的东西在艺术中最有魅力。基于这种认识来看战争片，自然有严格的选择。我喜欢那些以人为目的的战争片。这人，主要是个体的人，像《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的比利·林恩，《血战钢锯岭》中的军医戴斯蒙德，《1917》中的信使史考菲和布雷克。不聚焦战争的大问题，不等于这类战争片没有大内容。评论界说的战争片的价值，如用战争片记录历史，祈愿和平，反思战争的本质，阻止战争的继续发生等，都是由战争片中的人延伸出来的。1957年的《桂河大桥》，是一部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关注个体，还原个人在战争中真实状态的战争片。片中两个主要人物，作为战俘的英军上校尼科尔森和日军指挥官齐藤，都是被战争改变了的人。尼科尔森被战争弄傻了，在反抗齐藤胜利后忘了战争这回事，全力投入大桥的建设，而这大桥是用来打击盟军的，客观上在助纣为虐，他却执迷不悟。齐藤曾留学伦敦，是战争把他变成一个凶狠残忍又尽职尽责的军人，但他脆弱，心理防线随时崩坍。透过这两个人物追问战争，追问发人深省。

战争的情势或战场的环境激活人的信念、正义感和行动能量，使他们超越自身，超越平凡，敢于投身生死较量。我希望在战争片中看到人的这种状态，可喜的是，我国一些小成本抗战片却满足了我，如《我的上高》。这部影片着力表现有品质、有力量、有魅力的人，具有独特的内在张力。片中两个主要人物，上高县县长黄清谷和上高守军罗司令，县长古雅、高贵、沉静，司令冷漠、高傲、刚毅，他们的这些品质在战争的生死考验中凸显出来。特别是黄清谷，抱定城破投河的决心，恪遵读书人的操守和政府县令的职守。他说：“我既为上高令，上高乃是我的上高。”我一遍遍看这部片子，一次次被这句话感动。

有人说，战争片推进了视听的感知革命，而这种感知革命，最终还是要在影院里完成。电影是电影院里的艺术，看《1917》《八佰》这样的战争片还要到影院里看，今天的影院，能为观众提供在场感，观众能在“沉浸式”的体验中真切地感受影片中人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