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文并摄

核心提示

摩天岭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这里山高林密，谷深坡凹，地势险要。1936年，抗联部队西征失利，在返回本溪的途中，在摩天岭设伏，全歼追踪的日本守备队50余人。随后，又打退闻讯增援的日军，取得了摩天岭大捷。战斗中，抗联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壮烈牺牲。

摩天岭：西征部队的最后血战

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有一座著名的山峰——摩天岭，历史上曾叫作大高岭。它是辽阳、本溪界山。山体面积19平方公里，南北走向，峰峦陡峭。历史上，一直是军事要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近日，记者在当地文史专家的带领下，实地踏访了此地。

同行的本溪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文物科的宣传干事洛传义在路上讲述了摩天岭战斗的经过。

据党史资料记载，1936年6月，杨靖宇在草河掌密营召开师级以上干部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西征。由一师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程斌、李敏焕率领一师师部、保卫连、少年营和一师三团共300余人进行西征。

1936年6月28日，一师西征部队从本溪县蒲石河出发，开始了东北抗日史上的首次西征。西征部队经连山关，穿过安奉铁路，翻越摩天岭进入辽阳、岫岩境内。为避免暴露目标，一师西征部队昼伏夜行，始终在山岭中迂回前进，途中多次与日伪军激战。宋铁岩因肺病转重，由少年营一个排护送返回和尚帽子密营休养。大部队继续西进。不久，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抗联西征部队陷入绝境。

7月8日，师部决定放弃西征计划，部队分三路撤回本溪根据地。程斌、李敏焕率师部、保卫连共70余人为一路；政治部主任茨苏带50多人为一路；王德才率领少年营80余人为一路，集合地点为羊胖沟、三家子、牛毛坞。

7月15日，师部撤到摩天岭时，与跟踪而来的日军驻连山关守备队第二中队遭遇。当时，日军正在吃午饭，师部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山顶“对面炕”处，利用有利地形突然发起攻击。日军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消灭，打死队长今田大尉及所属日军守备队5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支，手枪5支，轻机枪1挺。除一名日军翻译跳崖逃生外，其余日军被一举歼灭。这就是著名的摩天岭大捷。

听到枪声的日军守备大队迅速赶来增援，一师部队未及时撤离便被1000余名日伪军包围在摩天岭上，更加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抗联战士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冲锋。下午4时许，敌人发起了一次更加猛烈的进攻，一师参谋长李敏焕接替牺牲的机枪射手向敌人射击，胸部中弹牺牲。17岁的警卫员刘福林在抢救李敏焕时被敌人枪弹击中，牺牲在他的身边。这天晚上，部队在当地群众孙仁刚的引导下，顺利地穿过敌人的包围圈，于7月中旬回到蒲石河。几天后，三团和少年营的队伍相继返回本溪，部队损失惨重。

临时打伏击：日记还原摩天岭战斗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高健认为，抗联第一次西征失败的原因，首先是西征之前准备不足，西征部队全部是步兵，机动性有限，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其次是由于辽南一带的群众对西征部队不了解，加之日军的欺骗宣传，认为他们是土匪进村，对抗联战士十分不友好。历经数战后，抗联战士弹尽粮绝，部队只能穿行于深山老林之中，靠野菜、树皮充饥。

在这样的背景下，摩天岭战斗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但也不是一场有准备、有预谋的伏击战。从7月2日起，西征部队就一直与这股日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接触状态，并不时交火，这在李敏焕的日记里有明确的记载：“下午一点钟（指的是7月9日）左右，敌人跟踪追击而来。我们迅速登上山顶，退到矿洞沟。后来敌人进入二团的潜伏地区。开枪后，我们经过矿洞沟、砬子沟、西山堡，到达陈家沟休息。”

“应该说，在西征部队后撤的过程中，几乎每天都与敌人发生接触，而这股日军就是后来被消灭的今田中队。这股敌人自7月2日就一直尾随西征部队，一路穷追不舍，不断造成抗联战士的伤亡。”高健说。

李敏焕日记中记录双方距离最近的一次战斗，发生在7月12日的中午：“十二点钟左右，在东方山脊方面二十余步远的地方又发现日寇，并且在我们十多步远的地方走过去了。”

7月14日，李敏焕写道：“早饭后，于清晨两点集合，经过阳沟、二道沟，到达大长岭。因下大雨，在附近居民家里休息；上午七点钟集合，经八盘岭，到大碾子沟吃午饭。上午十一点钟集合，经新开岭，到大榆树沟、二道沟休息。”大长岭就是今天的摩天岭，新开岭、大榆树沟即今天地图上标注的新开岭、大榆树沟，二道沟即现在的小榆树沟。

本溪市博物馆文物专家梁志龙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西征部队行进至摩天岭时，出现了两难的局面：向北需要穿过一条十分重要的公路，即连山关至鞍山的公路，日军可以沿公路迅速机动。西征部队需要在最短的时间越过公路，进入北部的莽莽群山。身后是日军今田中队，如果不尽快解决这股敌人，那么有可能会在公路附近的平原被两股敌人夹击，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梁志龙说：“在这种情况下，战斗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而摩天岭山脉，虽然海拔高度仅有969米，但却是这一地区的制高点。先期到达的抗联部队居高临下，清楚地看到尾随而来的日军。摩天岭的山势异常陡峭，尤其是东北面的山坡，几乎都是接近七八十度的山坡，一旦在山脊上被居高临下伏击，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最后证明，当时唯一一名逃生的日军翻译，正是从崖上滚下去才保住了性命。这样的一处绝地，成了骄傲冒进的今田中队的葬身之地。”

在李敏焕7月15日的最后一篇日记里，他写道：“早饭后，于下午二时三十分行军至摩天岭休息。”

梁志龙认为，此时，抗联战士应该是已经由大榆树沟一侧登上摩天岭山脉，并发现了尾随而来的日军。战士们随机应变，临时在山顶设伏，消灭了今田中队，但是在随后向铁匠沟一侧撤退过程中，再次与闻声而来的日军激战，李敏焕和警卫员不幸牺牲。这本日记后来被日军俘获。

梁志龙认为，摩天岭上一边倒的伏击战最多不会持续半个小时，加上打扫战场、下山到公路，一共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来增援的日军，只有驻连山关镇的日军守备队能做到。

梁志龙说：“很显然，当时的形势十分紧急，以至于西征部队都没有时间来整理李敏焕烈士的遗物就匆匆离去，因此李敏焕的日记才会落到日军的手里。”“后来这些日记是被日本人公布出来的，我们今天才得以还原李敏焕烈士和摩天岭大捷的全貌。”梁志龙补充道。

李敏焕：“文武双全”的领导者

1913年，李敏焕生于朝鲜咸境北道，自幼全家逃难到吉林省延吉市，15岁就参加了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农民自卫队跟杨靖宇打鬼子。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副馆长李巍讲了几段故事。

1933年秋，李敏焕组织的农民自卫队被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直属少年连，李敏焕任连政委（按团职干部配备）。1934年夏天，日军通化宪兵队的一辆汽车满载军服回通化。听到这个消息后，李敏焕率领少年连提前埋伏在路边。在路上侦察时，李敏焕遇到了3个日本兵。幸好他早有准备，提前穿好了日军服装，未引起日军注意。李敏焕走到车边，将3个鬼子引下车，开枪打死，就这样，李敏焕轻而易举地缴获了3支枪和一汽车的军服。

1935年秋，李敏焕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驻扎在辑安。一次，师部根据情报，得知辑安治安队队长“张轴子”陪同日本指导官带几十个日本鬼子路过刀尖岭向桓仁开进。

第二天天还没亮，李敏焕带部分队伍到刀尖岭前坡埋伏，师长程斌带另一部分队伍藏在山坡上的树丛中。上午10点左右，“张轴子”和日本指导官带着百余人的治安队从刀尖岭后坡爬上来，进入一师的伏击圈。李敏焕指挥战士向敌人猛烈开火，接着，他又率战士冲下山，活捉了30多个俘虏，打死日本指导官，缴获50支步枪。

围歼“张轴子”治安队不久，一师到桓仁县六区一带活动。这里有个伪警察署，署长“孙猴子”无恶不作。一师领导决定为群众除害。为了减少损失，李敏焕提议化装智取伪警察署，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机枪射手丁三化装成日本指导官，李敏焕会日语，扮成翻译，其余的人一部分化装成伪治安队，另一部分由师长程斌带领化装成土匪，到小四平街住下。

第二天一早，李敏焕领着“治安队”赶到小四平街，正巧遇到程斌带的“土匪”，双方打了起来。“土匪”顶不住“治安队”的进攻，跑向窟窿榆树后山，闹得村里鸡飞狗跳。村里的群众也真以为是土匪和当兵的打起来了，吓得到处乱跑。李敏焕让战士抓到一个地主，交给他一张日本指导官的名片，让他向警察署通报一声。随后，他率领的“治安队”大摇大摆地向警察署走去。“孙猴子”接到报告及名片，马上集合警察列队欢迎，并向“指导官”举刀敬礼。“指导官”怒气冲冲地向“孙猴子”喊了几句日本话，李敏焕翻译道：“指导官说你们通匪！”“孙猴子”忙分辩说：“太君，我们不敢通匪。”只见“指导官”更加暴躁地喊了几句，李敏焕又说：“指导官问你，不通匪为什么我们打土匪，你不出来支援？缴你们的枪！”于是，“治安队”缴了警察的枪，然后放火烧了警察署，为民除了一害。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辽宁史料长编》记载，李敏焕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善于观察和了解战士们的思想问题，并及时帮助解决。他还通过谈革命形势，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等形式活跃部队的生活，激发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旺盛的斗志。李敏焕时时注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教育战士。有一次，部队行军走到一个村子里，得知困难村民吃不上饭，便让战士把自己的份饭送上门，当地群众深受感动。这以后，少年连每次到这个屯子，群众都主动腾出房间给他们住，并为他们缝补衣服，传送情报。

李敏焕牺牲时，年仅23岁。1985年，本溪县在摩天岭建立李敏焕烈士纪念碑。2015年8月，李敏焕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说 抗联

KANGLIAN

辽宁是国歌的原始素材地

1934年，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祖籍浙江绍兴，1874年生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1893年举家迁居锦州）出资赞助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左翼剧联”党团书记田汉在创作了剧本的故事梗概和主题歌歌词后，于1935年2月19日被捕。他的挚友、青年作曲家聂耳在田汉被捕后，明知自己处境很危险，仍主动请缨并东渡日本完成了谱曲工作。

早在1933年2月，田汉、聂耳等爱国知识分子就随同朱庆澜率领的慰问团，带着枪支弹药和慰问品到热河保卫战前线慰问义勇军将士。他们在热河保卫战和长城抗战前线，亲眼目睹辽西义勇军在枪林弹雨中顽强抗敌的场面。田汉被义勇军军歌中的一句歌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深深打动；聂耳聆听义勇军操练时用《满江红》曲调所唱誓词歌，久久不能平静。这些直观体验，成为田汉、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最直接、最真切的基础素材。

在锦州，高鹏振部义勇军中流传着《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一二三四！”在清原、新宾等地，孙铭武部义勇军传唱着《血盟救国军军歌》：“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这些歌曲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作源泉。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部 杨晓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