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

孙景坤打仗勇武是出名的，同时，在战斗中也多次受伤。那些留在身上的伤痕，成为孙景坤戎马一生抹不去的“勋章”——辽沈战役中荣立三等功，平津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分别荣立二等功，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可这些，在他复员回乡后的几十年里，都无人知晓。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丹东开展关心下一代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孙景坤作为复员军人，被邀请为青少年讲战斗故事，这段尘封的往事才被真正揭开。

“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连孩子都不告诉呢？”很多人问孙景坤。

“我的战友就牺牲在我跟前，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就已经很幸福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对于荣誉与功劳，孙景坤不愿多谈，谈得最多的是那些与他拼战沙场、为国捐躯的战友们。

每每此时，泪水总是湿润了他的眼眶。

“这时，我们才渐渐知道爸爸那些年在战场上经历了什么。当年那么多战友在他面前倒下，他是不愿回忆起那段经历，那是他心里永远的痛。”孙美丽回忆说，父亲很少谈过往的经历，兄弟姐妹之前都不知道他身上竟然隐藏了这样一个大“秘密”。

“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从没想过什么叫吃亏，什么叫好处，也根本没有想过要捞点什么”

1955年年初，孙景坤复员。他主动放弃城市工作的机会，将自己的组织关系交给村党支部，把退伍手续交给地方民政部门。过去的一切，都被孙景坤刻意封存起来。

回乡第3天，孙景坤就拿起农具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一干就是几十年。

后来，孙景坤当上山城村生产队队长。“别小看这个职务，这需要极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党支部书记邱大鹏说，那会儿，村民们并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战功，可大家都觉得，他是党员，上过战场，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

在生产队期间，孙景坤带领乡亲们发展粮菜生产，进行村庄建设，栽下了大量的松树和板栗树，并组织村民先后成立了共同致富小组、扶贫致富小组，还动员村民将2.6公顷土地重新分配给5户从黑龙江迁来的贫困户。

吃苦在前、不求享受，从不争名争利，孙景坤这么要求自己，也是这么要求家人的。

很多人不理解，“你本来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为啥还这么拼命干？”“你参加革命除了带回一些奖章和伤疤外，什么好处都没得到，太吃亏了。”

“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从没想过什么叫吃亏，什么叫好处，也根本没有想过要捞点什么。和那些牺牲在战场的战友比，我受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孙景坤说。

说起这些，子女们曾经也对孙景坤有过抱怨，不理解父亲为何对家人这样“苛刻”。

“我8岁上学，家里连4块钱的学费都拿不出，因交不起学费和腿有残疾，同学们歧视和欺负我。按说我爸是生产队长，只要写个介绍信，学费就可以免了，可他坚决不给开。”就这样，孙美丽小学仅念了半年，便退学回家务农。

孙美丽手脚勤快、干活麻利，队里给她的工分从3分涨到7分。孙景坤知道后，开会严厉地批评了村民小组组长，并要求把工分降下来。后来，当地电信局招一批话务员，选中了孙美丽。孙景坤得知后，硬是把她的名额让给了别人。

孙美丽说，父亲在生产队当了20多年队长，每每有单位招工，父亲都毫不犹豫地把机会让给别人。家里姐弟7人，除了两个弟弟正常招工外，其余几人都是农民。

年轻时，想不通弄不懂，随着年岁增长，孙美丽渐渐明白：经历过生死的父亲，总想回馈社会更多，“他是在替战友活着！”

战争年代，孙景坤南征北战，患了严重的胃病，每次犯病，他只是吃上两片药顶一顶；他也曾突发心脏病，借钱做了支架手术……几十年间，孙景坤都按规定数额报销药费，从没向组织提过特殊要求。

孙景坤住在大女儿家，房子年久失修，每逢外面下大雨，家里就会下小雨。对此，他总是说：“自己修一修就行了。”房子冬冷夏热，老人岁数大不抗寒，夏天有时都要穿棉袄，但他常说：“和当年在坑道相比，我受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有人让孙景坤找一找组织，但他从没动过这个念头，“那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长眠在他乡，我还活着，已经很知足了，如果我再麻烦组织，怎么对得起那些战友？”

在孙景坤眼里，几乎没有他自己。为了让孙景坤日子更宽裕，村里也曾多次找企业赞助，想帮帮老人，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不是我应得的，我坚决不拿。”

邱大鹏说，在孙景坤的心里，总是先想着党、想着国家、想着别人，而把自己摆在最后。

“把自己摆在最后。”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一个党员的风骨，也道出了信仰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