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忠鹤

核心 提示

辽西走廊连接中原与东北，是包括傍海通道在内的几条古代交通孔道的总称。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历史上对辽西走廊地区森林植被的损害有两次高潮时期，分别是辽金时期和清朝中期以后。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辽西走廊地区人口大量涌入、州县城市扩容和交通道路的修建，导致乱垦滥伐、过度放牧，对资源掠夺造成了森林植被的逐步恶化。尤其是后一时期的破坏，遗患至今。

隋唐时期：植被覆盖较好

前不久，我省林业部门调查结果显示，辽西地区千年古树只有17株。其实，在历史上辽西有两次大的毁林,影响至今。这一最新研究成果由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完成。

肖忠纯，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和宋辽金史研究，关注并研究辽西走廊森林植被覆盖变化情况多年。他告诉记者：“曹操北伐乌桓时，辽西走廊的森林资源仍保持着原始风貌，森林植被良好。”

这里的“辽西走廊”指的并不是单一的一条走廊。渤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崔向东对辽西走廊有深入的研究。他说，汉魏以后，辽西走廊主要有四条：古北口-平刚-柳城道；卢龙-平刚-柳城道；无终-平刚-柳城道；临渝关-锦州傍海道。到了辽金时期，傍海道(碣石-锦州段)得到进一步开发。明清时期，这条傍海道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

辽西走廊地区北面与东北面为“辽泽”，其余为山脉环亘，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是北方游牧区、东北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需要说明的是，辽泽是河流、沼泽、湖泊、草原、沙地等错杂相间的湿地系统。”崔向东说。

位于辽西走廊黄金区域的辽西地区历史悠久。朝阳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阜新被称为“玉”“龙”故乡、文明发端；位于朝阳境内、距今5000多年的牛河梁遗址更是说明辽西地区较早地出现了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通过种种考古发掘可以判断，远古时期以及新石器时代的辽宁西部，水草丰茂，树木葱郁，十分适合人类居住生活。

根据考古发掘过程中大批出土农具的情况来看，尽管汉武帝以来的驻军屯田对当地林地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总体上来说，汉代的辽西走廊地区仍然如《汉书》所称：“上谷至辽东，地广民稀，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渔盐枣栗之饶。”也就是说，渔猎经济在当地社会生产当中仍居于重要地位，这证明了汉代的辽西森林资源依然十分丰富，这一时期的森林植被大体保持原始状态。

历史上最早关于“辽泽”的记载见于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所刻的《韩暨墓志》。《韩暨墓志》记载韩暨家族世代居住在昌黎龙城（今朝阳市），韩暨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往契丹国，奖导诸部”。韩暨“出塞入塞，非无霜露之疲，度辽涉辽，颇犯冰河之疾。薨于辽泽，春秋五十三”。再结合其他史料记载可以获知，隋唐时期的西辽河流域仍保持良好的森林植被。

辽金时期毁林： 农业开垦、城市扩容、气候转变

辽代是辽西走廊地区工农业生产繁荣昌盛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辽西城镇稠密，所建州、县、军城总数达100余座，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城镇几乎遍布辽西各地。同时，辽、金也是辽西走廊地区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比较严重的时期。

辽朝在这些地区进行移民垦殖，“专意于农”，大力发展农耕经济。盲目的开垦和无休止的战争与建设，从辽代后期开始，曾经是水草丰茂、沼泽较多的西辽河平原地区日益沙漠化。到金代后期，辽西已成为全国重要粮食产区，人口大量增加，这对辽西走廊地区的平原森林造成严重的损害。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出使辽国，所作《木叶山》诗中写到辽中京地区（今内蒙古赤峰地区、辽宁朝阳西部及河北承德一带）的森林植被：“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可见平原与低矮的丘陵地区出现大片的沙漠和沙阜，不仅中京地区，辽上京地区同样出现类似的演变。

到金代以后，西辽河地区的辽泽湿地大大萎缩，沙地增加，西辽河“辽泽”之名已经不见于史籍。出现这种改变的原因，除了农业垦殖、城市扩容、交通建设等人为活动的影响之外，还有辽代中期以后气候因素的影响。“大约公元11世纪以后，黄河流域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转为寒冷干旱，总体来看，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肖忠纯说，“辽、金、元、明时期大规模的耕垦使辽西走廊地区的森林遭到破坏，土壤侵蚀，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科尔沁沙地面积扩展。”

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后的恶果已经开始在这个时期显现。

由于垦殖区的扩大，泥沙进入河流的现象与日俱增，辽西大凌河流域的水源涵养林与草地植被逐年缩小，蓄水量大减，水土流失严重。与此同时，西辽河上游地区的植被也因农业垦殖日趋萎缩，流入西辽河的泥沙含量大增，直接影响到辽河中下游河床淤沙的增加。明代开始，辽河、太子河、浑河等河流不断泛滥，有些河段西迁改道。据明代程开祜《筹辽硕画》卷首《辽东图》记载，辽河在今新民至辽中地段河道“洪武壬子（即洪武五年，1372年），辽始两歧”，形成两股河道，主流河道西迁10多公里。

清朝中期严重毁林： 官方采伐、民间造田

辽西走廊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是清朝中期之后。

清朝前期的封禁政策让东北地区的森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保护。《东北经济小丛书》称：“清初叶，以东北为其发祥地，为保护祥瑞而定有‘四禁’，即：1.禁止采伐森林；2.禁止采掘矿山；3.禁止狩猎、渔鱼及农耕、牧畜；4.严禁国人出关。因之此地人口稀薄，一切资源均保留其原始状态。”

《清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在辽西地区，康熙在6天内射死8只老虎，可见辽西山地、丘陵地区的森林植被恢复较好。

但是，施行封禁的清朝自身却在破坏着辽西地区的森林资源。仅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九年（1768年至1774年），朝廷为北京和承德修建宫殿和皇家园林，内务府派专员在朝阳地区各县、旗内组织了7000人的伐木大军，7年内就砍伐几人合抱粗的松树36.5万株，使朝阳地区大树被劫伐一空，导致了辽西原始森林成片地毁灭。

据当地县志记载，清宫冬天取暖全部用木炭，本着就近取材的原则，大部分烧制木炭的原料也都来自辽西的森林。

应该说，从清朝前期开始，辽西山地森林虽遭损害，但由于森林资源蕴藏丰富，到清朝中期辽西森林仍然分布广泛，整体情况较好。十九世纪30年代，辽西的朝阳地区还有以成片的油松、落叶松为主的原始森林，林中的虎豹熊猪穿林越谷，狼鹿獐兔出没成群。道光九年（1829年）出版的《承德府志》载：“万松山在广宁府（北镇）西北15里，山多松，因名则知。”

清朝中期以后，辽西森林丧失速度明显加快，平原森林和山地森林都有较大损耗。除了清政府过度采伐的原因以外，辽西森林的丧失还有移民垦殖、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干旱寒冷气候的影响等因素。

清朝后期出现的移民潮加快农业垦殖速度，辽西各地经济开发加快，对森林的损耗更为明显。根据《东北经济小丛书》记载：“然以近邻之河北、山东等地，人口过剩，且天灾战乱频仍，汉族遂冲破禁关，暗中陆续移住……各自开辟农田，经营原始方法之农业，历时既久，户口滋繁。其后继以兵祸、造田及滥伐等原因，繁茂森林乃逐渐失其形迹，于是东北树海除东北部国境之深山地带外，已成历史之名词。”

“九一八”事变后，辽西的建平、北票、喀左、建昌等地区难逃厄运，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据各县地方文献记录，北票森林面积原有37.5万亩，经日伪当局滥伐，每年掠走木材7.8万多立方米，到日本投降时森林面积已不足22.5万亩。喀左经日军扫荡与集家并村，仅剩林木7.2万亩。据1938年出版的《建平县一般概况》记载，“本县林木之分布，县西北老哈河川沿一带之主要杨树林”“叶柏寿、深井、榆树林等处之黑松林”，经滥伐后“均不足以森林论之”。

肖忠纯说，政府过度采伐、民间的毁林造田等活动，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掠夺，彻底损害了辽西走廊地区森林植被的原生面貌，而且明清以来长期的干旱寒冷气候影响了森林再生与恢复的速度，使得辽西走廊地区森林资源日渐衰竭。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