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雄

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近日引起了全网热议。该作文第一位阅卷老师给了39分，后面两位老师给了55分最高分，进入终审环节，阅卷组打出满分。

《生活在树上》，我读了两遍。看似旁征博引，一会儿麦尔太金，一会儿卡尔维诺，似乎博览群书，实则勉强拼接，为引用而引用，通篇浅显的道理用了些晦涩的意象讲解。

此满分作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一些生僻字，比如，不说“先声”，而说“嚆矢”（“嚆矢”这个词，在学术论文中常用，不算生僻字，但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是生僻字）。不说“展翅”，而说“振翮”，不说“一眼”而说“一觇”，也是故意卖弄自己的词汇量——其实是典型的文采臃肿病和不好好说话病。

这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的文风，古人早已有所批判。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言辞最重要的功能在达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的同时，要让读者能懂。但是偏偏总有那么一些作者，觉得用一些常见的字眼和句式，不足以显示出自己的高明，比如唐代徐彦伯，写文章就喜欢变换字面，不说“凤阁”，而说“鹓闱”，不说“龙门”，而说“虬户”，不说“金谷”，而说“铣溪”，不说“玉山”，而说“琼岳”，不说“刍狗”，而说“卉犬”，不说“竹马”，而说“篠骖”，不说“月兔”，而说“阴魄”，不说“风牛”，而说“飙犊”，当时号称涩体，与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这篇作文，犯的是同样的病症。

同样追求晦涩文风的，还有宋初那位修《新唐书》的宋祁，就是著名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作者。他修《新唐书》，行文过于求简，减缩字句到了苛刻的地步，往往影响读者理解。又喜欢用难字僻字，以显其古拙。与他同修《新唐书》的欧阳修，有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在墙壁上题写了八个字：“宵寐匪祯，札闼洪休。”宋祁看到之后说：“不就是做了个噩梦，在门上题写几个字以求吉祥的意思嘛，为什么这么标新立异地去表达？”欧阳修正等着他这句话，顺着话头说：“您在《李靖传》里写的‘震雷无暇掩聪’，不也这么标新立异吗？”宋祁一时语塞，无言以对。欧阳修真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生僻晦涩的文风，不但给读者添麻烦，一不小心还会让自己受嘲讽。

宋初流行太学体，不怎么用生僻的字眼了，但是却用一些稀奇古怪的句式，以自示高明，比如什么“天地轧，圣人发，万物茁”，此类句式，读起来诘屈聱牙，苦不堪言。待到欧阳修当主考官，将这些文风怪异生僻的举子，一律黜落，而提拔文风平易晓畅的苏轼、苏辙兄弟等人，这股生僻晦涩的不良文风，才终于被彻底消灭。宋代文章，从此也顺利地拨乱反正，走上了平易晓畅之路。

欧阳修的理念是：“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与石推官第一书》）读书治学，应该以求是为目的，而非故意与众不同，以示自己的高明。治学如此，作文也应该如此，重在表达自我，而非卖弄，刻意立异。

对于浙江高考满分作文这种装饰卖弄的文风，鲁迅先生也有过深刻的批评。在《作文秘诀》一文中，他以亦庄亦谐的语言，揭露了此类文风的“秘诀”，那就是：一要朦胧，二要难懂。比如老老实实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一般人都看得懂，不算好文章。而如果改头换面，写成“政俶燔典”，说得虽然还是“秦始皇乃始烧书”的意思，但是却可以让读者因为看不懂而莫名崇拜，肃然起敬。这种行为，不像在写文章，倒像在变戏法，一旦被拆穿了，就很难不露出它肤浅无聊的真面。

借此，鲁迅先生在文章中给出了并非秘诀的秘诀，那就是“白描”。所谓白描，其实就是《周易》中所说的“修辞立其诚”，重在一个“诚”字，即：“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不卖弄。”

对于用生僻古怪词汇的文风，法国小说家莫泊桑也有所批判，他说：“要表现思想的每一个细微差别，根本用不着今天人们假艺术家文笔之名强加给我们的古怪、复杂、大量、难解的词汇。与其做个妙语好词的收罗者，不如让我们成为文笔纯正的作家。”说得非常通达，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却也间接地可以推知，这种故作高深、卖弄的文风，在国外也同样流行着，真所谓“谬种流传，不分国度”。

钱钟书先生写过一段话：有些古代作者常常给我们一个印象，仿佛他们手边不备字典，所以对字义和字音都很马虎；也有些作者就像新弄到一本字典的小孩子，翻出各式各样的僻字怪字来刁难我们。后面一种人不知道字典不但是一座仓库，也是一所历史博物馆，有许多斑驳陆离的古董只好在里面陈列，把它们搬到日常生活来是不合用的。

所以，那个拿到满分的孩子，你还是从树上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