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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没有谁能够置身时代之外，每个家族的叙事，都是历史潮流的注脚。《小说之家》一书，通过分析浙江衢州詹氏家族的文学书写，探讨了家族脉络中的文学熏染和代际联系，彰显了文学书写与大时代的互动。从这些绵延的书写中，我们得以窥见晚清社会中女性生活的种种形态，她们对婚姻生活的苦闷、对不平等境遇的抵抗、自身的觉醒，以及对改革的诉求。其文学耕耘之路，书写的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现代”的路线图。正是类似知识分子的艰难探索，才孕育了此后的变革。

如果仅仅是詹嗣曾（出版诗集《扫云仙馆诗钞》），其载入浙江衢州地方志的最大亮点，或是他曾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当过幕僚，但是有了妻子王庆棣（出版诗集《织云楼诗草》）和儿子詹熙（出版小说《花柳深情传》）、詹垲（出版小说《中国新女豪》《女子权》等，并对时政多有评论）在文学上的更多表达与求索，这个家族的叙事便有了更多的学术研究价值。

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女性，特别是明清女性的美国汉学家魏爱莲，在《小说之家》中呈现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即从浙江衢州詹氏家族出发，以詹嗣曾、王庆棣夫妇和两个儿子两代四人的文学路径为剖面，精心勾勒出一个江南书香门第家族的探寻“现代”之路。

时代痛感

詹家两代人没有偏居一隅，始终与时代保持紧密联系，即便是王庆棣这样的传统女性，亦有过多地辗转的生活经历，感受尤深。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功模式的激励下，男人苦读诗书的最大目标就是出仕。然而，太平天国之乱，给社会平添了太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在詹嗣曾的诗文中，流露更多的是一种怀才难遇、雄图难展的挫败感。

在这种“做大事”的成功模式影响下，詹嗣曾抛妻舍子便有了正当的理由。相较于同时代的男性，詹嗣曾确曾表现出更为开明的一面，比如他帮妻子出版了诗集，从而使妻子王庆棣可能从“家庭妇女”角色转变为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的“知性女人”身份。

尽管王庆棣在当地奠定了一定的文学地位，但她无法跳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束缚。她的痛点既因为无法挣脱的贫穷，又来自时代乱局的影响，当然她的抗争也仅仅局限于文字层面。虽然她对服丧传统不无微词，但这只是因为丈夫的离世。同丈夫一样，王庆棣的文字更多的只是个人感伤的外延，“没有改造读者的意图”。

相较于丈夫詹嗣曾，王庆棣的人生塑造了子女的写作，毕竟丈夫长年在外，几个孩子从小深受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詹氏兄弟作品中始终希望女性命运得到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詹氏兄弟对女性的关注并不单单为了实现母亲愿望，更因所处的时代。1872年，晚清第一批公费留学幼童赴美，虽然9年之后这项活动夭折，但中西接触大门从此洞开，国内民生凋敝、积弱积贫的社会现实更加暴露无遗。后来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更是雪上加霜，晚清困局积重难返。《花柳深情传》就是詹熙深受甲午战争影响的一种愤怒表达。而《女子权》中的贞娘，则是詹垲接受海外文化熏陶的结果。

在种种现实催逼下，詹氏兄弟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以开启民智为历史使命，而文学是他们选择的第一个表达出口。如果文字是呐喊的象征，那么时代的痛感则是呐喊的源泉。

女性叙事

本书以《小说之家》命名，真正的小说创作者是詹熙、詹垲兄弟，其中又以詹垲为甚。小说不只是记录，单纯的记录要么是新闻报道，要么是史海钩沉，小说还包括作者的个人想象，想象才能给文学输入动力。家族代表血源联系，而在文学方面， 这又意味着一种文化的传承。

詹氏兄弟不约而同以女性为视角的小说创作，既是出于对旧时“三害”（八股文、鸦片、缠足）的深恶痛绝，也是受家族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替母亲发声。

在近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在唤醒民智方面始终占据重要位置。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女性被传统女德牢牢“锁定”在家庭之内。改造女性，倡导女权，就必须首先跳出家庭束缚。学者李国彤就认为，明清那些率先从家庭“出走”的女性，更可能开风气之先，跳出传统“女德”的束缚（《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而女性批评家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则用“铁姑娘”这样一个形象的词语，形容率先开化并勇于付诸行动的女性。

王庆棣的经历表明，她受到了明清女性“出走”的时代影响。虽然她最终没有离开家庭，但是她的文字已经不再愿意接受传统女德的约束。按照张念设定的标准，秋瑾显然是“铁姑娘”的卓越代表，所以秋瑾成了詹氏兄弟作品中不时出现的重要参照人物。

虽然都是关注女性，但还是各有侧重。王庆棣更多的是本体苦闷的自我流露，而詹氏兄弟更多的是对他体的关注。这种关注有两个源头，一是继承了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衣钵，另一种是行走于衢州之外社会认知提升的结果。

魏爱莲用大量笔墨书写的詹垲，其对女性的关注，更多聚焦于中下阶层，甚至是花街柳巷。在追求“现代性”方面，詹垲走得更远。他不仅创作文学作品，还积极为媒体撰写社论，通过舆论发声。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中经常借鉴海外经验，以此“拿来主义”改变羸弱的国民现实——詹垲就像詹氏家族寻找“现代”的潮头。

立场升格

透过詹家，我们可以看到，詹嗣曾对女性总体上持开明态度，王庆棣则是奋力为自己疾书，詹熙的作品直陈时弊，改良只是停留在呼吁层面，而詹垲兼顾文学、社论还有教育，他的认识更加深刻，社会影响力显然更大。从女性视角看，“从王庆棣、魏阿莲（《花柳深情传》主人公）、詹艳来（詹熙女儿）到英娘/贞娘（詹垲作品人物），从缠足到天足，从偏居一隅到出访海外”，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这是一条不断演化的进步图。

立场逐渐升格，这既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家族影响逐渐走向深远使然。魏爱莲认为，“詹嗣曾、王庆棣夫妇没有表现任何对女性的现代想象，然而王庆棣流露于诗歌中的郁结心境可能激发了詹熙、詹垲两兄弟在小说中对新女性的同情。”也就是说，父母亲的创作更大程度上只是体现了个人叙事，即表达个人所处的困境。这种个人化的表达，尽管没有出现“现代”的蛛丝马迹，但为詹氏兄弟后来的追求具有启蒙意义。

詹熙比詹垲年长十多岁，虽然他也体会到中国的贫穷落后，但《花柳深情传》出版时辛亥革命还没有爆发。詹熙受梁启超和维新派影响较大，正因如此，他的思维还局限于现状下的改良。詹垲则有所不同，他曾辗转于上海、北京、汉口等地，长年生活于洋场，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特别是在经历政治剧变之后，他对海外文化的接触更多，虽然他的作品也有改良内容，但这些女性可以出国学习。他对时弊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隐晦表达，最终上升至政治建言层面，如他鼓励底层女性奋力争取权利，同时他更愿意付诸实际行动，甚至付诸激进路线。两代人在文学创作上的区别，不仅仅折射出文学发展变迁，更是知识分子追求“现代”的必然结果。

还有一点不应忽视。父母的诗歌书写，即使出版，也只是排遣抑郁之情。詹氏兄弟作品既倡导改良，又兼顾商业考量。商业，这也是“现代”的重要表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