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忠鹤

核心 提示

1644年春，清军入关。此后，大多数东北人“从龙入关”，盛京地区（主要指今辽宁和吉林、黑龙江部分地区）人口锐减，出现了有土无人、人烟荒无的情景。顺治至康熙皇帝一直推行招民开垦政策，希望通过特殊政令将关内汉族百姓吸引到辽宁乃至东北来。一时间，大量人口涌向关外，辽东大地繁盛起来。乾隆初年，清政府改变政策，出台了严厉的封禁政策，禁止汉族人出关。这两个人口政策虽然相反，但结果都是有大量百姓涌向东北大地，一直到上世纪初期。

清朝迁都后，东北大地“有土无人”

1644年，清朝正式迁都。

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工程，迁移的不仅有皇室，还有整个大清国的国家机器及臣民。

据史料记载，迁都过程中，顺治皇帝和他的护卫队伍走在最前面，队伍中间是诸王、贝勒和家眷、辎重，两宫走在最后。因人数以及辎重较多，整支队伍行动缓慢，“寸寸前行”。一个月后，皇室成员进入北京城。

专注于清史研究几十年的研究馆员、沈阳故宫博物馆副馆长李理告诉记者，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跟随顺治皇帝迁都的这支队伍，应是最早入关的由宫廷贵族和八旗眷属组成的队伍。从此，关外人口开始出现大迁移。在此前后，众多八旗官兵及其家属、族人乃至其属下的奴仆、庄户、壮丁等相继搬迁入关，形成人口大迁移，这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大约持续了数年时间。顺治三年（1646年），朝鲜使臣前往北京时，于路途中仍然见到有不少农民陆续从盛京迁往关内。

没有准确数字统计出到底有多少东北人在这次迁移中从盛京地区（主要指今辽宁及吉林、黑龙江部分地区）迁移到了北京一带，只是在文献中有“罄国入关”“尽族西迁”的说法。因为是举国搬迁，迁都之后的关外出现了“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情景。

正因为迁都后荒凉无人，所以盛京地区一度成为清初流放犯人的主要区域之一。在被流放的犯人中，有一名叫“函可”的僧人，他初到盛京，满眼都是萧条的场景，写下了一首诗，其中一句写道：“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通过这句诗，即可知当时作为陪都的盛京是何等荒无了。

因是举国迁都，所以山海关外荒无的地方远不止盛京城周边。开原在历史上曾是军事重镇，明朝时，因位置重要，被建设得繁华热闹。然而，连年战争加之此次迁都，这座重镇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有诗人在目睹了开原衰败后这样写道：“城中草深饥虎啸，百花如锦亦销魂。”

虽是“罄国入关”，但实际上盛京地区也并非所有人员一个不留。盛京城、辽阳、海城、锦州等地留有一部分八旗军进行驻防，但这小部分人群散布在广袤的土地之上，微不足道。

顺治皇帝迁都后，也意识到盛京一带沃野无人这种潜在的风险，于是，他在迁都当年即下令鼓励垦荒，对没有主人的土地，鼓励“流民及官兵屯种”，而对有主人的土地，则让原主人继续垦种，对有困难者，官府还可以提供耕牛、农具和种子。

尽管政策优惠，但关外荒无土地仍较多。1649年，顺治又下令，专门推出对汉族百姓到关外去开垦土地给予奖励的政策。

每人给地一垧，给月粮一斗

“虽然辽阳在清初以前一直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实际上它也是‘辽东招垦’后才重新兴盛起来的。”辽阳市政协文史馆馆员李大葆说。

在距今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辽阳成为辽东郡的郡治所在地。之后，这座被称为“襄平”的古城一直居于东北重要位置，直至1625年努尔哈赤将都城从辽阳迁至沈阳。明末清初，连年的战火加之举国迁移，辽阳城内外所剩百姓寥寥无几。

据史料记载，顺治十一年（1654年），一名浙江人远上东北，出任辽阳知县，他就是陈达德。陈达德之所以能成为辽阳知县，是因为他招募了140名汉人落户辽阳，而按照此前颁布的“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清政府奖励他知县一职。

“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是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的。《盛京通志》对其内容有记载：“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之民，每名给月粮一斗，给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头。”招垦令根据招募人数的多少，给予不同的奖励。

“这则招垦条例的奖励力度还是很大的。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当时盛京地区的人烟是何等稀少，对于人口的需要是何等迫切。”李理说。

从迁都之初鼓励百姓开垦辽东土地，到鼓励汉族百姓出关垦荒，再到“辽东招民开垦条例”的出台，10余年里，朝廷鼓励百姓充实关外、垦荒的思路一直未变。

其实，招民开垦只是结果，这一思路下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充实根本”。1644年清军入关后，清朝在较长时间里并未完全控制全国，除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政权外，南明在南方地区还有一定势力，各地“反清复明”的思想依然很盛，这也就意味着，清朝政权安居北京，还存在着隐患和变数。在这一背景下，作为龙兴之地的辽东是否安稳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朝廷一旦失去全国统治权，它还可以返回辽东，固守旧地，盛京这片土地对清朝而言既是“根本”所在，也是为什么顺治皇帝连续十几年积极倡导招民开垦政策的原因。

顺治十年出台“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后，为了不断完善这一政策，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新的补充政策陆续出台。虽然政策不断更新，但“招民开垦”这一核心思路没有改变。

耕地面积增加了30倍

从顺治元年开始启动的招民开垦政策取得了成效，不论是人口，还是土地开垦面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尤其是“辽东招民开垦条例”的出台，更让这一连续多年的政策效果最大化。

据《盛京通志》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辽阳、海城一带人丁增加了3723人、土地面积增加了8165亩；康熙七年（1668年），承德等六州县，人丁增加了2643人、土地增加了6737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丁”指的是壮年男子，也就是男丁，不包括老年人、儿童和妇女。这也就是说，实际增加的人口数量要比这些数字大得多。有资料记载：“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河北及河南的百姓大多迁到海城、辽阳、盖州；山东百姓大多迁至大连、丹东。”

随着人口在辽东一带的增加，在一些汉族百姓聚集的地方，还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比如，康熙二年（1663年），奉天府尹在呈报给康熙的奏折中就说到了海城、牛庄一带出现了这类情况，并建议将蒙古头目遗留下来的土地和废弃的马厂分给新来的百姓垦种。康熙回复说：“准给民耕种。”

管理汉族百姓的政府机构也随之建立。比如，在盛京地域内，朝廷先后成立了辽阳府、金州县、奉天府等。

盛京地区的招民开垦政策出台并运行多年后形成了强大的惯性。到康熙十年（1671），尽管这一政策已被叫停，但因为当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出现了灾荒，所以那里的百姓仍源源不断地涌向关外。

到了康熙执政中期，连续多年的太平光景，使得全国人口继续增加，关内地少人多，所以大量汉族百姓继续出关进入盛京乃至吉林、黑龙江地区。康熙五十一年（1712），仅以山东为例，当年从山东来到东北的汉族百姓有10余万人。

《盛京通志》记载，雍正执政时期，东北地区的民地，也就是汉族人开垦的土地面积是顺治时期的30倍，是康熙时期的6倍。

人口、土地骤增，让乾隆皇帝有了新的想法。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颁布了封禁东北的法令，严禁汉族百姓出入山海关；严厉惩处私自盗挖人参及矿山者，等等。

至此，朝廷对东北地区的人口政策由顺治初年的“招民开垦”完全转身折返，变成了“拒民封禁”，并建起柳条边。封禁政策直至百年之后——鸦片战争后才因兴起的“闯关东”大潮而逐渐废止。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