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郁

提示

一次作家访谈，有可能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被访者某本新书的出版而谈？在《巴黎评论·诗人访谈》里，玛丽安·摩尔、W.S.默温、奥克塔维奥·帕斯、切斯瓦夫·米沃什等18位诗人谈论各自的写作偏好，也言及自己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庞杂有趣，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片花，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美国作家盖伊·特立斯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向著名的文学杂志《巴黎评论》致敬。二十世纪50年代，旅居巴黎的新一代美国人正在发展成熟中，他们再也不是迷惘的一代，也不是感伤的一代。他们不像海明威，来到巴黎两手空空，赤手空拳打天下，也不是来巴黎观光旅游的游客，获得一点儿走马观花的景致。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富贵之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是毕业于哈佛就是耶鲁。他们充满智慧，放荡不羁，他们在塞纳河左岸过的是夜夜笙歌、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整天与爵士乐和诗人们为伍。某天，几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大概是厌倦了巴黎文学圈的势利，在路边的咖啡馆，决定出一本文学杂志叫《巴黎评论》。幸好，他们个个都才华横溢，出手阔绰，富有品位，才能让这本突发奇想的文学杂志坚持了下来。他们发表那些年轻作家的诗歌或小说，他们还刊登精彩的知名作家的访谈，然后通过这些作家，为他们引见更多的作家、剧作家和出版商。通过这种方式，《巴黎评论》成为了新一代文学的重镇。

《巴黎评论》中最知名的栏目是“作家访谈”，中文版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已经出版到了第四辑，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知名的作家。“作家访谈”这个栏目最初是小说家的天下，后来杂志的诗歌编辑，美国诗人唐纳德·霍尔成功采访到了著名诗人T.S.艾略特，后者成为了《巴黎评论》上第一位接受访谈的诗人。从此之后，“作家访谈”就变成了小说家和诗人两分天下。《巴黎评论·诗人访谈》，共收录了世界文坛上18位著名诗人。其中有诺奖得主级别的德里克·沃尔科特、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有小语种诗人，如耶胡达·阿米亥，使用希伯来语创作；当然也有女诗人，如安妮·塞克斯顿。

我一直认为，刊登在《巴黎评论》上的作家访谈，不单单是给文学爱好者阅读的，它们同时也是很好的记者采访的典型样本，某种程度上，这些访谈还是作家的一个阶段性的写作总结，一个简单的思想小传，一种坦白的心路历程。简单总结他们的访谈艺术，就是一直慢下来的艺术。一个访谈，短则十几天贴身地观察和相处，长则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总而言之，没有一篇不是耐心地观察和准备的结果。无论是采访者还是受访者，他们是同等的对话和交流，是同行的切磋，是互相的致敬，是一种对文学共同的热爱。正如当过记者的马尔克斯告诫我们，如果你想采访一位作家，首先要做到让他放下戒心，互相成为朋友，他才能把内心的真实想法袒露出来。好的访谈都是朋友之间的对话，因为只有朋友之间，才可以坦诚相见。所以，多数访谈者在采访之前都会花费大量时间跟作家相处。

《巴黎评论·诗人访谈》中，每一篇访谈自然都有不同的困惑和问题，所以我们很难对它们的总体风格进行评价。但是总有一些关于诗歌的共同问题是逐渐凸显出来的，而且哪怕针对一些看起来很普通的问题，某些诗人的回答总会有让我们眼前一亮之处。

略举一例。近期我刚读完美国诗人W.S.默温的自选集《迁徙》，正好在《诗人访谈》中看到默温的访谈。默温2019年3月在家中去世，《迁徙》是他在世时出版的精选诗集。这篇访谈是1976年6月进行的，当时默温59岁，出版过12部诗集，翻译出版了至少15部译作，还出版过4部散文集，已经是诗坛的大家诗人。但是在访谈开始，他依然说，写作是他知之甚少的东西。这不是简单的谦逊之词。因为写作活动，一直面向的都是未知，就算你写出了好的作品，你也不能保证下一部作品可以如约而至。

在默温眼里，写作从来就不是一项我们能够控制的行为，写作是各种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东西我们甚至完全不了解。所谓缪斯，所谓灵感，我们无法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只能在煎熬的等待中，期待它能翩然而至。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无法依靠灵感来写作，我们只能写作，不停地写，并期待在写作的祈祷中，唤醒缪斯附身。关于灵感，我最赞同的是马尔克斯的说法，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但是这种默契并不是时刻都能达到平衡，所以写作完成之前，我们无法得知自己写出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诗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研读他的诗歌。其次，可以阅读《巴黎评论》上的诗人访谈。这本集子中每一篇访谈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诗人的小传，帮助我们纠正对诗歌的认知。比如，诗歌相对于小说，按照帕斯的说法，诗人是综合性的，而小说家是分析性的。诗歌是浓缩的经验，是潜意识的流露，是高于存在的写作。换种说法，小说家表达的经验是为了更加清晰，而诗歌传递的经验是高度提炼升华的经验，是陌生而新奇的经验，是需要深思才能理解的经验。用默温的原话说：“然而，归根结底，经验却是我们无法真正表达的东西。我们可以向外望，看到落在那些树上的阳光，可是我们无法传达那种经验完整而独特的气氛。那是另一方面，使诗歌始终既激动人心又令人痛苦的一个因素。既在传达丰富的可能性，又标示着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这解答了为什么读诗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认为诗歌越来越晦涩。晦涩只是诗歌的一种表象，深入肌理，我们能感受到诗歌的表层下躁动灼热的跳动。只可惜，现如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逐渐丧失了领悟深刻事物的能力，被肤浅和表面的东西裹挟了。在这个问题上，另外一位法国诗人博纳富瓦在《巴黎评论·诗人访谈》中谈得更好。他认为当代诗歌的晦涩“未必是需要抛弃的缺陷”。在他看来，这种晦涩与我们日渐缺乏的共通能力有关。在古代和中世纪，在法国大革命席卷之前的欧洲，我们曾经有一套人人接受的信仰、宗教表达的价值观。诗人书写参照的是这些共通经验，自然容易理解。但现代以来，这种参照系，这种统一性已经分崩离析了，所有共通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从此之后，有多少个个体，就有多少种世界观。所以，“当我们想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成为自己时，比如在诗中，我们就必须将自己放置在一个至少部分地与他人失去沟通性的平面上”。

但是，诗歌从来不是难以理解的。借用奥登的说法，诗歌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让人愉悦、悲伤、不安、发笑，它能表达每一种情感层次，描写每一种可以设想的事件。诗歌的职责是尽可能地描述普适经验，这要求我们去校正、简化、拓展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诗歌语言整体上易于理解，通过这种写作，我们可以把诗歌引向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