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增福 高 爽

核心提示

五卷本、175万字的《李文信考古与文博辑稿》一书近日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并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此时，距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李文信离世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

如何评价李文信的生平贡献，如何评价这套丛书于今天和未来的价值？结合书中所提供的资料，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此书编者之一、李文信的长子、著名书法家李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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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东北考古和博物馆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他做考古调查，总是早早出发，近晚方回，多年例行不误，足迹遍及东北三省。后来我也进入了考古领域，上辽西去考察，跟他在电话里通话，告诉他我今天将去哪里哪里。他说，你去的时候注意，过了一座桥100米左右，右边有几棵大树，树底下有一个坎，那就是古长城烽火台的遗址……”

今年87岁的书法家李仲元，回忆起当时父亲的教导，神情一如少年。“父亲一生从事考古工作，走遍了东北大地。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很多人对他的态度中知道，父亲是个很有本事的人。”

李文信，字公符，1903年出生，辽宁复县（今瓦房店市）人，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1982年去世。说起父亲的学术经历，李仲元颇为自豪：“父亲从小就对历史和传统文化充满兴趣。从奉天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在吉林一所中学担任美术教师。这时，书籍已经满足不了他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入研究，于是他从1927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钻研考古专业。通过自学成为卓然有成的专家，并创造了一个学术界的奇迹。当时东北还没有专业的考古队伍，大学里也没有考古专业，以科学的方法在东北搞考古的中国人，他是唯一一个。”

李文信的学术地位有多重要？在2015年出版的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中，只有两个东北人入选，一位是古文献学家于省吾，另一位就是李文信。书中有如下表述：李文信是中国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的奠基人，是东北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是陶瓷史专家、辽代陶瓷研究的拓荒者，有着精湛的博物馆学和古器物学造诣。书中写道：“李文信先生是东北地区现代科学手段开展考古工作的先驱，研究领域广泛，注意田野考古与历史文献的结合，在东北地区考古学、古代史、历史地理等方面业绩卓著。在古器物学方面，对铜器、玉器、陶瓷、牙角木雕以及书画、杂项等无所不精……”

在新中国考古和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李文信的贡献更是值得大书特书：作为东北地区考古领域的最高学术权威，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东北地区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文物鉴定的总主持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后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的业务负责人，他开创博物馆建设之先河，创建了馆藏文物保管与整理登记的范本，使东北博物馆成为全国博物馆中的标兵单位，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受到表彰。同时，李文信还为东北地区考古和文博事业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早在东北博物馆成立之初，他就开始举办文博干部培训班，既是组织者，又是主讲人，还亲自带领学员去考古发掘现场实践，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东北各地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后来，他又先后被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延边大学聘为教授，讲授考古专业和博物馆专业课程，并主持编写了《考古学讲义》和《陶瓷学讲义》。当年跟从李文信学习的人，都成为东北各地考古、博物馆学界的中坚力量和学术带头人，可谓“桃李满天下”。

说到学术精湛，有一个例子很有代表性：1965年，朝阳北票西官营子发现一座墓葬，该墓没有出土墓志，文字资料仅见金质与铜质鎏金的四枚印章，印文分别是“车骑大将军章”“大司马章”“辽西公章”“范阳公章”。李文信得知情况后认为：这是一座晋代的墓葬，出在辽西地区且身任四职的，只有北燕的冯素弗一人。后来闻名于世的北燕冯素弗墓由此得名。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对中国历史文献从官修史书到私家著述信手拈来，如何能得此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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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翻阅父亲的工作笔记都热泪盈眶

“父亲写日记分为工作日记和生活日记。生活日记写得很简单，谁来了，谁走了，谁来信了，给谁回信了。那一年举办全国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他作为东北考古界代表去北京开会，受到了表彰，这么大的事，他只在日记中一带而过，但是他写工作日记的时候，连一个小陶片，都要画出来。”

说到此处，李仲元有些激动：“父亲只要去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展览，一定会写日记，发现的过程、资料的查阅以及他的判断，都记录得很翔实很细致，这已经不仅仅是日记而是学术札记了。每次都是回来之后连夜写，那一笔蝇头小楷，连我这个搞书法的都写不了那么工整。这套丛书录入了他的许多手稿、笔记、工作日记，我每次翻阅都热泪盈眶。”

在1982年李文信去世后，曾有《李文信考古文集》以及增订本出版，但与他身后留下的蔚为大观的专著、报告、论文、札记、批注相比，缺漏之处仍然很多。正如已故文物鉴赏家杨仁恺在文章中所说：“文信同志是我多年共事的老友，彼此相知甚稔。众所周知，文信同志为考古工作耕耘一生，踏遍东北和内蒙古一带，每到一地，白天勘查，晚间埋头写笔记和绘制地形图，直到深夜，事不完毕不就寝，第二天照常早起，向荒野的沟沟岔岔走去，中午以干粮充饥。不管条件如何艰辛，从不叫苦，而且安之若素，数十年如一日。”“文信同志勤于做笔记的优点，我们望尘莫及。或许由于工作紧张，没有工夫坐下来整理笔记，故而他生前发表的著作与其所从事的工作量，存在悬殊的对比。在他逝世之后，同仁对此不无遗憾。咸认为文信同志一生心血凝结在东北考古事业上，其卓越的学术观点，未能全部公之于世，这乃一大损失。”

也正出于这个原因，最新编辑出版的这套《李文信考古与文物辑稿》，对彰显李文信一生成果更有价值。从编排上，此书分为五卷，即“考古报告卷”“陶瓷研究卷”“学术著述卷”“东北历史地理研究卷”“考古手迹卷”，各卷内容更加专业、深入。更为特别之处还在于独家收录了大量的李文信手稿影印图片，独立成卷，令后辈读者得以看到他当年深入田野考古一线的工作成果，从字里行间中体味他的治学风范。

记者根据书中收录的考古报告，对李文信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一个简单的汇总：1937年，发表《吉林龙潭山遗迹报告》；1939年，发掘沈阳塔湾辽金墓、沈阳砂山子辽金墓、巴林左旗辽永庆陵和庆州西北金界壕；1940年，发掘叶柏寿车站辽墓、喀喇沁右旗张家营子辽郑恪墓，调查抚顺新城高句丽城址、吉林龙潭山高句丽遗址；1941年，发掘辽阳玉皇庙汉壁画墓；1942年，调查珲春半拉城渤海城址、沈阳南湖汉墓及辽墓；1943年，调查辽阳北园汉壁画墓和龙西古城子城址、巴林左旗辽祖州城址、林东附近辽代遗迹、林东兴隆山辽墓、阿鲁科尔沁旗至青羊砬子金界壕；1944年，发掘林东辽上京窑址、赤峰缸瓦窑辽代窑址、白塔子北山辽墓，调查白塔子至会通河金界壕；1950年发掘义县清河门辽墓；1955年发掘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

每年少则一两次、多则五次，可谓席不暇暖，仅此一例即可想见李文信在东北考古发掘上付出的心血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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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研究的快意与未能实现的遗憾中 度过一生

“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父亲所在的沈阳博物院拟全员迁往北平，机票已经发到了我们手中。作为小孩子，能去北京，我们当然是高兴的。但是父亲一直在犹豫，他跟母亲说：我是研究东北考古的，只有在东北才能实现我的价值。再说，都走了，文物谁来照管？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

在李仲元看来，“父亲的一生是在不断满足自己学术追求的快意与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的遗憾中度过的。”李文信曾生活在山河破碎的年代，作为中国的第一代考古人，他在沦陷的东北坚持搞考古发掘，不论经历了多少困难，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东北人，研究家乡的历史、保护文物安全的信念从未改变。“当1945年社会动荡之际，为了保护文物安全，他险遭不测。解放战争期间，在炮火连天的环境里，他每天坚守在博物馆内，尽心保护、看管着文物。馆中数以万计的藏品得以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成为共和国的珍贵财产，他居功至伟。”李仲元说。

正因如此，东北解放后，李文信即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东北博物馆的建设之中。在缺少考古博物馆专业人员的情况下，他担负起了藏品的整理登记及展览设计工作，带领其他工作人员完成了博物馆的通史展览、陈列设计，保证博物馆于1949年7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当时博物馆藏品的鉴定任务非常繁重，藏品包括原馆藏文物、解放战争时期征集的文物、私人捐献文物、发掘出土文物等，他都写出了详细的鉴定意见，做成保管卡片，以方便研究和陈列时提取。

不仅如此，李文信还将早年个人收藏的珍贵文物悉数捐赠给这座新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辽宁省博物馆。这些文物总计116件，至今仍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其中包括：宋元祐五年版《藏经》一函、明天启明正言《十竹斋画谱》木刻套印精本、胡永年藏泉及其拓本《匏斋泉考》四卷本、宋景德镇影青瓷碗、宋定窑白瓷印花云鹤纹碟、辽三彩印花扁壶、白玉雕花螭耳瓶、碧玉雕花鸟巧作双环瓶、白玉雕人物山子，以及张问陶、邹一桂诸人书画扇面……

“希望这套丛书的年轻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位世纪老人的一生追寻。”李仲元说。

资料图片摘自《李文信考古与文博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