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海炎

提示

崔颢《黄鹤楼》在各种唐诗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这与李白的“挑擂”有关。“知觉没有概念是盲的。”商伟的《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一书从西方借来的“互文性”概念，具有手电光的作用，有助于看清“李白挑擂《黄鹤楼》”的整个场景。但“概念无知觉是空的”，“李白挑擂《黄鹤楼》”到底成效如何，优劣如何，这需要用具体的诗歌分析让读者“经验”到，在这点上，商伟还需努力。

风景名胜历来都有文人增色，滕王阁、岳阳楼即如此，即便苏东坡打卡的是“假赤壁”，也让黄州赤壁名扬天下。怪不得清代李渔说，好山水用钱买不来，只能用“离奇瑰玮之诗文”来抢。

“以一首名篇占据一处名胜”的现象盛于唐代，最有名的是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据说李白曾登上黄鹤楼，见到崔颢题诗，不由兴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于是搁笔而去。后又写了《登金陵凤凰台》“欲拟之较胜负”，诗云：“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高手对决自然引吃瓜群众围观，大部分诗评家觉得崔诗更好，“起句有飘然之致”“气格高迥”“一气呵成”，说李白诗有“斧凿痕迹”“效颦之嫌”。

李白“挑擂”真是完败吗？商伟近作《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展示了围观“李白挑擂《黄鹤楼》”的另一种姿势。他先是援引西方文论家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来定义李白的“黄鹤楼情结”：“强力诗人……都摆脱不了迟到者的影响焦虑。诗歌的领地布满了先行者留下的诗篇，为了给自己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强力诗人不能不遭遇从前的巨人，并向他们发出挑战。而挑战的方式，恰恰是对他们的作品做出创造性的误读。”

崔诗最妙是前四句。清代赵臣瑗云：“妙在一曰黄鹤，再曰黄鹤，三曰黄鹤，令读者不嫌其复，不觉其烦，不讶其何谓。尤妙在一曰黄鹤，再曰黄鹤，三曰黄鹤，而忽然接以白云，令读者不嫌其突，不觉其生，不讶其无端。此何故耶？由其气足以充之，神足以运之而已矣。”但在宋及以前的版本中，崔诗起句都是“昔人已乘白云去”。将“白云”改为“黄鹤”，最早始于金代。

“白云”“黄鹤”，孰优？清人魏伯子论曰：“后之俗人病其不对，改首句‘黄鹤’为‘白云’，作双起双承之体，诗之板陋固不必言矣！”商伟阐释道：“头两联若以‘白云’起首，又回到‘白云’，那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封闭格局，自我完成，自成一体。这样一个结构，缺乏向前推进的动力。诗才写到一半，就难以为继了。而从‘黄鹤’起，以‘白云’结，恰好打破了这个格局。连续三遍重复‘黄鹤’，又造成了一个停顿复沓之势，也郁积了巨大的能量，直到第四句‘白云千载空悠悠’，才释放出来。其势一泻千里，而余波不绝，又像白云那样绵延千载。诗人因此得以完成了一次时空上的转移，把目光从面向往昔的遥远凝望，带回到了当下的片刻。因此，接下来的目前之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就来得毫无滞碍，水到渠成了。”可见，没有第一个“黄鹤”，《黄鹤楼》失色不少。

在这里，商伟又敏锐指出，“明清时期的诗选编者纷纷把《黄鹤楼》的起句改成‘昔人已乘黄鹤去’，最终的依据不是别的，而很可能正是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换句话说，他们通过李白的仿作来反推崔颢的原作，“这样做的效果之一，就是颠倒了两首诗的先后顺序和主从关系，以至于看上去，不是李白在模仿崔颢，倒像是崔颢在模仿李白，却力有不逮，而瞠乎其后了”。这解释水到渠成地说明李白作为“迟到者”的反击力量，但未免过于讨巧，让围观者无法信服。

因此，商伟提出另一种可能：“李白在与《黄鹤楼》竞技的时候，已经暗自对它做了这样的改动，然后跟这个他修改过的版本去较量。”你们不是觉得“黄鹤”比“白云”好吗？那我李白就挑战擂主最高水平的诗句，哥就是自信！

这时，商伟本应硬碰硬分析“黄鹤”版《黄鹤楼》和《凤凰台》二诗之优劣，但他只是拾前人牙慧，说“《黄鹤楼》头两联中，三次重复黄鹤，已堪称绝唱。李白写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联两句就做到了。这是一个竞技斗巧的高难度动作……”

然后呢？他就将沈佺期的《龙池篇》扯出来，急齁齁地解释它与李白《凤凰台》、崔颢《黄鹤楼》的关系：“李白……不仅要跟崔颢的《黄鹤楼》一比高下，甚至还追溯到了《黄鹤楼》所模仿的范本，那就是《龙池篇》……李白与先行者的竞争是通过模仿来进行的，而且遵循了大致共同的规则。其结果并不是以他的作品颠覆前作或替代前作，而是与之形成了不可分离的互文关系……共同的模式（篇章结构和诗行句式）大于个例之间的差异，但是这一模式又因为不断的变奏改写，而得以丰富和扩展，并通过从中派生出来的作品而衍生不已。”

我同情商伟的思路：中国经典诗学为了确保诗作的真诚性和即兴自发的独特品格，强调诗人“即目”“直寻”“触景生情”。《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仿佛诗歌写作不过是内在情志发生外化过程中所留下的外部痕迹而已，“完全不假人力，因此也没有为诗歌语言的修辞艺术留下空间”。在这种诗学“统治”下，一旦承认模仿前作，便落第二义矣，竞争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因此，若想公允评价李白此诗，首先就得扫清中国经典诗学的相关“迷障”。只有承认“诗歌文本的互文关系显然大于它与呈现对象或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才能摘掉李白头上的“因袭”帽子，进而给修辞学开拓发展空间。其实，笔者近些年也在做类似努力，比如，援引索绪尔语言学指出李商隐诗歌的“能指”漂移、断续、延异反而加深了文学性，援引互文性理论解释周作人晚年文章“掉书袋”的魅力。

但是，提出诗歌现象的新解释，不是喊口号，而是要用论证说服读者。在“李白挑擂”事件中，你既认为李白是互文修辞大师，就得在比较“黄鹤”版《黄鹤楼》和《凤凰台》二诗优劣时发力，让读者知晓李白如何丰富和扩展了“互文风景”中的诗歌修辞。

而恰恰在这关键点上，商伟显得躲闪又迟钝，远不如施蛰存先生“樊哙排突”般的精悍鉴析，“李白以两句概括了凤凰台，在艺术手法上是比崔颢简练……崔颢诗一起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余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晴川芳草’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李诗则平列两联，上联言吴晋故国的人物已成往事，下联则言当前风景依然是三山二水，从这一对照中，流露了抚今悼古之情，而且也恰好阐发了起句的意境”。“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然而李白有摹仿崔诗的痕迹，也无可讳言”。这个展现研究者才性的最佳时机，商伟失之交臂。

商伟读研究生时师从袁行霈，后又成为林庚的学术助手，赴美留学读的是韩南、宇文所安的博士。有论者说商伟擅长掌握文本的肌理，“有一些袁行霈先生和林庚先生对中国诗文诠释的灵动性，又有一些西方汉学家从他者角度观看中国文学作品而生发的创造性诠释”。林庚先生对“木叶”和“阳关”的解释堪称文学评论“灵动性”的典范，宇文所安先生在《追忆》一书里对李清照夫妻关系的探微也是“异域之眼”发挥“创造性诠释”的典范，如果商伟真能做到双美，不啻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当代知己”。衡之此书，他在“创造性诠释”方面还合格，但在“灵动性”方面，还跟施蛰存、林庚两先生差距不小。

康德说：“概念无知觉是空的，知觉没有概念是盲的。”概念具有类似手电光的作用，没有概念，经验就是一片混沌，商伟借来的“互文性”概念有助于看清“李白挑擂《黄鹤楼》”的整个场景；但“概念无知觉是空的”，李白挑擂成效如何？需要具体的诗歌鉴析让读者“经验”到。冯友兰总结：“以一当前的经验，使学者对于某名言的知识，得到印证；或者以一名言的知识，使学者对于当前的经验，得到意义。”这种“棒喝”“机锋”，就精妙地理解了“概念与经验”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