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凌 鹤

核心提示

李世伟是辽沈地区领风气之先的老一辈书法篆刻家的重要代表。他在文学、戏曲、美术、雕刻、版本目录学等各个领域均有不俗建树。特别是篆刻艺术，熔古铸今、博大端雅、敦厚清新，其艺术实践与探索，对辽沈大地的篆刻艺术有拓荒之功。

临习印谱800余部，创造独特印风

上世纪80年代前的几十年间，在关东大地、长城内外，爱好书法的人都知道辽宁锦州有一位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名叫李世伟。他的艺术与人品，在他离世40年后仍被后学赞叹，其作品至今仍是学习篆刻的教科书式范本。

李世伟出生于1927年，1980年去世。河北省昌黎县人，斋号碣石山馆、百印楼等。伯父李鸿藻善书法，在其熏陶下，少年李世伟即步入书法篆刻艺术之路。

李世伟的书法师从传统，先摹写小篆，再旁涉石鼓文、诏版、泉币、瓦当等古文字，问津于晋唐书翰，浸淫六朝书法正脉。在印学上，他深得秦汉遗韵，由战国秦汉玺印入手，遍抚三代精华，养成深厚的师古基础，广学经典，潜心钻研明清各篆刻艺术流派，师法吴谦之、吴昌硕、黄士陵及近世邓散木等诸名家。钻研能够借到、买到的印谱800余部，精研古文奇字，通于六艺。不懈的学习使李世伟的篆刻艺术进入了高格，展现出清正平和、博大端雅、敦厚清新的印风。

书印合璧，入古出新

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上世纪中期的历史文化语境，再度审视李世伟的艺术实践和艺术遗存，深深感到他的篆刻艺术接续着两个历史时段、承前启后，确有大家风范。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篆刻界基本以北京、上海、杭州为中心，地处东北一隅的锦州在这一领域几近空白。李世伟就是在这样的艺术生态中苦心孤诣、上下求索而卓然有成，因此对辽沈地区的篆刻艺术有拓荒之功。

李世伟一生治印无数，但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多种原因，大多作品已散佚。有些堪称精品的印作连印拓也没有留下。李世伟离世后，《书谱》杂志一次刊出其遗作印拓8件，引起艺术界瞩目。随后，这些作品又被刊登在日本一本书法杂志的封面上，在国外颇受好评，反响很大。

李世伟的弟子、当代著名书画篆刻家王丹认为，李世伟先生的多字印和细朱文印极为精彩，如作品“我们要像蚕一样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十分精妙。明清以来，“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等篆刻理论对印玺学实践影响很大，在李世伟先生的篆刻实践中，有力体现和印证了这些理论。他善于将具有个性特点的精工整饬、书卷味浓厚的篆书印化，从而形成风貌独具的篆刻风格，如“漫天风雪故人来”“宁支离勿安排”“与君一醉一陶然”等作品。“梁氏黄胄醉笔”的印面借鉴了古钱币的形式，尝试印外求印。“辽宁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家”等作品吸收了两周金文的字法和意趣。“钱塘观潮”等印局部进行符号化尝试。其作品达到了印面境界和文辞内涵的高度统一。

李世伟为碑学大师沈延毅所刻名印是沈老特别喜爱的印章，用了十余年，直到逝世。据著名书法家聂成文回忆，一次几位书家一起从大连回沈阳。在颠簸的列车上，李世伟为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刻制“辽宁美术家”一印，旁观的沈延毅先生脱口而出：“震荡车中挥铁笔，锦州毕竟有人才。”

著名学者、书法家于植元这样评价李世伟：“任何一个艺术家，能在一门艺术中取得成就，必须旁及其他相关艺术门类，才可以触类旁通。李世伟正是如此。虽然他在篆刻上成就最高，但他之所长却绝不限于篆刻一门。对于书法、绘画、书画文物版本鉴别、雕刻和戏曲，他都做过认真的探讨，极富造诣。他登台主演过全本的京剧《玉堂春》，博得许多京剧欣赏者的好评。这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为他的篆刻艺术做了良好的铺垫。再结合他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他在篆刻学上正确的美学思想。他是严格遵循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进行着辛勤的探索。他认为，作为一门传统的民族艺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目的下继承，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苟异，才能把继承与创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

情操高洁，培养后学不遗余力

李世伟的卧室和办公室内挂着自己书写的相同的条幅：“我们要像蚕一样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这句箴言是他为人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70年代末，李世伟以满腔热忱投入到书法篆刻中，如参与《辽宁书法》的编辑工作，参与辽宁书法学会与北京书法学会商讨研究组建中国书法家协会事宜，参与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的组织筹备工作等，身体力行地传播弘扬中华国粹。“李世伟先生对辽宁书法篆刻有开创之功，是引以为豪的一代杰出艺术家。”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马宝杰说。

著名篆刻家大康认为，李世伟的为人和治艺有许多特点，值得学习。首先是他虚心好学、始终一贯的精神；其次是他在工作中埋头苦干、全力拼搏的精神；最后是他为发展书法篆刻，辛勤培养后学的园丁精神。长期以来，他不遗余力地在辽西地区传承书法篆刻艺术，大力培养青年一代，是东北印苑里勤奋的耕耘者。如今，锦州印风繁盛，篆刻影响达至全国。

李世伟在艺术道路上留下一个个坚实的足迹，其印风刚健古朴、平正谨严、净洁利落，丝毫没有染上世俗流行的贪大求奇——以粗野鄙俗为豪放，以狂怪杜撰为新奇等不良习气。其高洁的情操和艺术追求既可以激励同道中人前进的信心和勇气，也可以给个别急于求成、热衷名利又不肯下一点点苦功者以无言的忠告，收到潜移默化之效。

经典鉴读

JIANDU

名画《溪山行旅图》

北宋范宽画出了“高山仰止”

本报记者 凌 鹤

《溪山行旅图》作为北宋时期山水画的重要代表彪炳史册，作者为范宽。绢本墨笔，高206.3厘米，宽103.3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山水画之美，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阳刚，一为阴柔。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无疑是阳刚之美的“百代标程”。

《溪山行旅图》用大山大水的全景构图、细致刻画的山石树木、多变的笔墨及皴法，使画面呈现出雄浑的意境，冲击着观者的心灵。在《溪山行旅图》面前，最能体会何谓“高山仰止”。扑面而来的悬崖峭壁占据整个画面的2/3。人在其中抬头仰看，山就在头上。在如此雄伟壮阔的大自然面前，使人产生无尽的凝思。

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霖灿说，范宽“胸襟浩阔，不取小巧捷便，《溪山行旅图》所用的构图方式中峰巍峨，顶天立地，亦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

画面中巍峨的山峰，葱茏的林木，突兀的巨石，描绘出雄伟的自然景色。山底下是一条小路，一队商旅缓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马队铃声似乎也渐渐进入画面，山涧还有潺潺溪水应和。诗情画意在一动一静中显现出来。山路间行走的小小马队又显出了人世间生活的气息，自然与人的生命活动处于和谐之中。

范宽是北宋初期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他用笔雄劲而浑厚，笔力鼎健，善用黑沉沉的浓厚墨韵，厚实而滋润，尤其他的《溪山行旅图》受到了历代评论家的称赞。北宋刘道醇在其《圣朝名画评》中将李成、范宽并列为神品画家。相对于李成的山水风貌“能收千里之遥”，范宽的作品则“远望不离坐外”，让人虽似在观望远景，却能有如在目前的视觉效果。

徐悲鸿评价此画：“中国所有之宝，吾所最倾倒者，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艺理论家陈传席在《中国绘画美学史》中说，范宽用墨“反复渲染，苍苍茫茫，画山亦是在皴后以墨笼染山石凹凸不同，凸处甚淡，而凹处甚浓”。

艺术史学者高居翰将《溪山行旅图》称为“最伟大的不朽名著”，并且强调范宽从模拟前人转向面对自然。范宽从师造化到师内心的转变，终于使他建立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他的作品给人一种恰当而又和谐的秩序感。

范宽将自然景象转化为内心的影像，再转换成笔下的山石树木。这些画面元素是画家精神的载体，绝非单纯的写生、再现自然，而是精神境界外化的途径与结果。

艺术微论

气韵生动 是中国画的灵魂

凌 鹤

近日，在某著名美术院校的毕业作品展中，出现了一幅没有笔墨线条、画面几近空白的国画作品，引起很大非议——此画丢失了中国画以笔墨传达气韵的灵魂。

在今天，国画审美标准是否发生了变化？答案很明显，国画的核心审美从未改变，气韵生动仍是国画的最高审美追求。

上溯至六朝时期，南朝齐谢赫在《古画品录》里，将“气韵生动”列为首要品评标准。那么，什么是气韵呢？

“气”，主要指人与山水的内在精神气质，而“韵”则是指精神气质中体现出的协调、优美的感染力，能达到让人赏心悦目的审美效果。当《画论》用这一词语来形容艺术创作时，就是要求艺术家能够把握住所描绘对象的精神风貌、独特个性等，在形与神、意与象的结合中，传达出生命的律动。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说：“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与和谐。”所谓的气韵生动，就是画家通过形体表现出蕴藏在天地万物中的生机和动感。这种生机既体现在单一形象的刻画中，也隐藏于全部物象的组合里；而动感既包括运动形象中存在的内在张力，也包括静止形象中蕴含的生命活力。在艺术作品中个体形象与整体布局的统一、静止与运动的协调，以及画面中体现出来的呼应、衬托、对比等关系，都能表现出来。而表现的根源，正是形象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情感。要达到气韵生动，就要求艺术家把握住所描绘对象的精神气质，掌握其内在韵律，表现出形象蕴含的生机和活力。

郑板桥画竹时自题：“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当郑板桥看到晨雾中的竹子，在一缕阳光的照耀下自然矗立，充满着无限生机，顿时胸中涌起难抑的激情，产生了艺术创作的冲动。而成于作品中的竹子却并非画家早上看到的，而是浸透着画家全部生命体验的被主观化了的艺术形象。这里面能够看到，激起创作灵感、促成画面形象不同于现实形象的另一种重要力量，它是画家对竹子生命力的感知和对其生机的体验，并进行艺术提炼。

生机是浸润在天地万物中的勃勃生命力，中国画以笔墨线条予以诠释，由此展现出的气韵生动是中国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