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爽

核心提示

著名学者、作家王充闾在八十高龄之年创作文化散文“人文三部曲”——《逍遥游：庄子全传》《文脉：我们的心灵史》《国粹：人文传承书》，走进五千年中华文化长河，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人文品格传承。三部作品在评论界产生强烈反响，有评论称：它们“以‘温情与敬意’打开中国人的心灵秘史，为我们今天心灵的强大提供有力的精神依托。”

近日，本报记者就文脉传承与文化散文创作等话题，对话作家王充闾。

在关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弘扬优秀传统

本报记者：从《逍遥游：庄子全传》到《国粹：人文传承书》再到《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中国人的中国心。甚至包括您之前的所有创作，也同样体现了这个主题。在《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一书中，您谈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品格，并终极概括为“家国天下”。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者，是不是可以说，“家国天下”正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种文化传承？

王充闾：是的，也就是今人常说的“家国情怀”。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又叫“家国天下”。家国情怀，是一种传承，一种回忆，一种文化认同，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一种强大的亲和力，是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你说得很准确，它是《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一书的主题词、关键语。

本报记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这是时代主题。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比如，“国学”有被泛化的倾向。对“国学”这一概念应怎样理解？又是怎样应用于当代现实的？

王充闾：你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做好中国古代典籍的现代化转轨与对接，实现古代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与应用。国家现在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人文三部曲”的创作与出版，正是贯彻这种精神，展现中华传统精神风貌，聚焦五千年文化史，在关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烛照精神生态，弘扬优秀传统，体现大文化的观念，既侧重于意识、精神、观念形态，又兼顾人文地理、生活哲学。书中按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要求，以创新性发展为旨归，通盘观照，整体研究，在对传统文化全面比较、分析、鉴别的基础之上，标举出适应现实要求的新思想、新养分、新元素。

关于如何认识国学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承国学，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古代典籍，国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与阐释的一门学问。这里体现了它的现代性。现在研究国学，应该立足于现实，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重建符合当代需要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以提高国民素质和提升民族精神。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许多可以直接或间接对接的方面，比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天人和谐、系统思维、辩证理性，以及“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仁者爱人、以德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之用和为贵”“知常达变、革故鼎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都可以为今天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的启迪。本着这种精神，为了讲好中国故事，前段时间我还编写了一部《今古情怀》的文集，涵盖了华夏古今的人中龙凤、女中豪杰、诗文巨擘、朝中廉吏等几十位杰出人物，他们立德、立功、立言，风浪中抖英姿、暗夜中现光芒、平凡中显瑰玮，彰显了历史的闪光点，弘扬了社会的正能量。

历史文化散文写作最忌缺乏主体意识

本报记者：您作为散文大家，尤其在文化散文的创作上，素有“南秋雨、北充闾”之称。“文化散文”一词的出现已经有很多年了，还有人称为“学者散文”，从内容上通常概括为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有着更深厚的人文情怀甚至终极追问。您在《国粹：人文传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以历史文化传统为题材写作，最遭人诟病的是缺乏主体意识，通篇罗列事实，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这确实是我们读过的很多散文中常见的问题。这方面您能再详细阐述一下吗？

王充闾：我在写这段话时，强调的是作家的主体意识。2009年3月19日，我应邀在北大中文系所作的讲演《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作家谈史，史实只是由头，意在借助史实的接引，通过深入剖析、广泛联想、结合现实，书写一己的史识与史观，关键在于必须有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发现、自己的创见。如果只是重述一番史实，那人家作史者早就做了，还需要你这个作家来“炒冷饭”吗？

2000年，我写过一个“友情”系列，其中有周恩来同志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张学良的感人事迹。文章结尾写道：“‘不能忘记老朋友’，周总理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饱含着人情至理，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散文发在《十月》杂志，《文摘报》转载了，反响极为热烈，原因在于它触摸到人们的“情意结”，许多知名人士包括一些老同志写信给我，范敬宜同志深夜打来电话，说他眼睛不好，还在灯下看了两遍，觉得确实“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徒有自然美不行，还需要“人文化成”

本报记者：《国粹：人文传承书》中的《三峡气象》，写到大宁河上游人文景观较少，由于未经神话传说和诗文书画的浸染，因而还缺乏应有的意蕴和风采。“江山总要诗文捧”，徒有自然美不行，还要有文化赋值，需要“人文化成”，否则，任何风景名胜都不可能具备足够的魅力。“文化赋值”一词，颇值得人回味。

王充闾：鉴于日常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中，文化既表现为动力、资源，又体现出一种助推器、润滑剂作用，直接影响着产品的生命力、竞争力，我把这种机制与效应称作“文化赋值”，并写成两篇文章，连续刊发在2003年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提出，所谓“文化赋值”，就是赋予某一事物以文化的价值，以提高它的知名度，扩展它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影响力。怎么想起来的呢？有一年，我在新疆吐鲁番看到一种叫作“馕”的面食，开始并没想买，后来听当地朋友说，当年唐僧取经时携带的就是这种食物，因为它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这样一来，就大大提高了我的兴趣，一下子买了5个。就因一句“唐僧用过”，结果它就增值了。

1993年，我到云南大理采风，在下关茶舍喝白族“三道茶”。三番烹制，风味各异：第一道茶苦涩无比；第二道茶甜中带香；第三道茶大有回甘之效。我即兴吟了一首七绝：“未经世路千重境，且饮人生三道茶。消受个中禅意味，跌蹉险阻漫嗟讶！”三杯酽茶入口，苦苦甜甜，回味无限，即使是粗心率意的钝根庸质，也总能从中得到启迪，有所感悟，减除几分稚气，增加些许成熟，不致把原本曲折的社会生活简单地看作笔直、坦平的“涅瓦大街人行道”。回来后，根据我的切身体悟，从茶的三种境界、人生不同境遇以及不同年龄段都可从中获取教益等侧面，写成一篇散文发在香港《大公报》上。云南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知名度提高了，不少香港客人慕名而来。“江山总要诗文捧”，这就是一例。

本报记者：您的足迹遍天下，对辽宁当然更熟悉。在您看来，在为辽宁进行文化赋值上，我们做得如何？还有多大的空间？

王充闾：其实，地域也好，产品也好，各种事物本身就涵盖着文化，关键在于发掘。现在，各地之所以拼力争名人，煞费苦心提高知名度，一些企业纷纷恢复过去曾经辉煌的“老字号”、老品牌，目的都是打文化的牌。因为名人、名城、“老字号”、老品牌，传承了历史，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就步入文化增值的问题了。文化赋值是从外面赋予它价值，文化增值则在于把一个地方文化本身的价值发掘出来，使它增值。这些年，辽宁在文物鉴赏、文物发掘、文博展览等方面做得很不错，包括媒体也刊发了大量历史、文化方面的访谈，大家其实共同在做文化赋值和文化增值的事情。

当然，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从全局看，提高人文素养，重视人文精神，至关重要。从学习的角度看，我认为应该强调学习哲学、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你做什么工作，要想提升档次，迈上新的台阶，都面临着一个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要的。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各级各界特别是文化、旅游与生产、消费部门，都应该重视文化增值和文化赋值的工作。领导同志、企业家应该具有深广、博大的知识视野，对于所在地域的名人名产、民风民俗、历史掌故、消费心理，都应了如指掌，精心研究、探索文化赋值的规律、经验与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