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瑜

向着远方进发，向着心灵求索，向着生命创造……在30多年的写作中，孙惠芬一直在出发、求索、创造。游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她，用建立在自我经验之中对他者世界的自由想象塑造着小说中一个个人物，用“出走”和“还乡”的主题写作记录着城市化进程中自己与乡村父老的心灵历史。

写作在我只缘于喜欢

记者：对于小说创作来说，长篇小说是文学中的重量级文体，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整体水准。从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到2017年的《寻找张展》，您的创作一直没有停过，是什么动力让您坚持一直笔耕不辍？

孙惠芬：写作在我，无须坚持，只缘于喜欢。喜欢那种沉浸于宁静之中与上苍虔敬的交流，喜欢那种建立在自我经验之中对他者世界的自由想象，更喜欢那种对人性更多可能的发现和寻找。当这样的时光铺展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就有了系列长篇小说。在201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系列序言里，我一直重复着这样一句话：生命的本质是创造，就像我们每一天里的创造。

记者：从《歇马山庄》《民工》到《上塘书》等一系列中短篇以及长篇小说，“乡下人进城”曾是您主要的题材和叙述角度，您为何关注城市化进程并想到书写它？

孙惠芬：我个人的生命历程，正好伴随着中国乡村的城市化进程，当我像农民工一样向着远方进发，在城市与乡村、文明与落后之间循环往复，感受力和觉察力自然就确定了笔下文学世界的走向。

记者：有人说，您的笔触几乎囊括了由乡土生发出来的所有主题，并形成了孙惠芬独有的乡土，您为何如此用力地深耕“乡土”这一题材？

孙惠芬：从乡村出发，我经历了人生的种种阶段，有向往远方的诱惑、离家的惶恐、思乡的孤独，有对程序和秩序的向往与排斥，有对终极安详的寻找……如果以长篇小说作为生命的坐标，那么我写的7部长篇小说作品囊括了我各个阶段的心灵历史。可以说，它是我个人的心灵历史，也是我所生长的这片土地上父老乡亲的心灵历史。我一直希望通过文字，更大限度地打通与身边人之间的心灵通道。所谓“深耕乡土”，其实我觉得这一说法是对我的一种鼓励，我自知做得很不够。

家乡是形而上精神的去处

记者：去年，您的一部全新题材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这部小说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创作的？

孙惠芬：契机来自朋友锲而不舍地约稿。当一个父亲在空难中失事的青年突然来到眼前，跟着这个青年去寻找他的父亲母亲，作为与他父母同龄的写作者的“我”，也开始了对青年一代的寻找。同时，当有一天在寻找中发现，两代人的价值冲撞正与“乡村城市化进程”大潮互为因果，便觉得这依然是以往“乡土创作”的延续。

记者：从反映人们向往外面生活的“出走”转到书写他们寻根式的“还乡”，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孙惠芬：最初的写作，家乡是形而下地理的存在，是向远方出发的起点；后来的写作，家乡是形而上精神的去处，是向内心求索要到达的地方。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某一天，当在采访中亲见一个深陷灾难的灵魂向上苍发出呼救与追问，看到“卑贱”的生命闪烁出的救赎光芒，与救赎有关的“精神还乡”便在写作生命中发生。也是当时我才发现，“出走”与“还乡”不仅仅是乡村人才有的行为和表达，由向外到向内、向着心灵深处求索，这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道路。

记者：您的作品中总会有家和家乡的影子，您怎样看待“家”或者“家乡”对写作的影响？

孙惠芬：一个人的“家”，可以一直在移动，从甲地到乙地，但“家乡”是不变的，故乡故土的气味是不变的，因为那是生而为人最初的课堂，它储藏在细胞记忆里，是原始的营养和能量，也总能让你不忘生命的来处。

对我而言，家乡不是影子，是我创作生命的全部。30多年来的创作，正是有了“家”和“家乡”的连接，有了自然地位的确立，才有了在文学里对人、人生之道、人性秘密的不断探寻与思索。

微妙是我对小说 最崇高的追求

记者：作为黑土地上的女性乡土作家，萧红和您都写过自己的家乡，您怎样看待萧红的作品？如何看待女性视角书写乡土和乡村女性的心灵世界？

孙惠芬：我非常喜欢萧红，她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创作！辽阔的东北大地对她自由心灵的培植，使她不但写出了旷野的苍茫与寂然，写出了一个自由心灵在旷野上的奔跑与呼唤，还使她多年来一直保有清晰的内心边界，当某种专制束缚了她的自由追求，她刀锋般的神经，可以说碰到哪里哪里滴血。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1986年，在我“遇到”萧红的时候，我找到了内心的家园。

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空间格局里，男人与女人对世界、对生活永远有着不同的看法。女人大多用身体感受世界，男人大多用脑袋思考世界。我认为文学是生命的分泌。我出生于一个乡村大家庭，童年和少年时期，父亲和哥哥在外面闯世界，包围在我身边的全是女人，有奶奶、母亲、嫂子，不管我是否愿意承认，也不管自己多么自觉地在性别上中立和客观，都会自然而然地带有女性视角。就像当局者迷，我可能写出了身为女性作家视角下的乡土和我感受到的乡村女性心灵，却不知道如何跳出自己之外看待女性视角下的乡土写作。其实，“女性视角”并不是我的写作期待，我最大的期待是如何不被性别所束缚，更开阔更宽广地去感受生命、了解人性、体察生而为人的丰富复杂。

记者：记日记是一种书写内心历史的方式，您最初的小说就是以日记形式发表的。在您的创作中，记日记的习惯对后来的写作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惠芬：当年我在日记里倾诉压抑的情绪，艺术的想象其实已经包含其中了，只是我还不自知而已，我后来创作得更加自觉显然缘于日记得以发表。对我来说，记日记最重要的收获在于如何精准地表达微妙的情绪，在日记中触摸情感、情绪中最微妙的肌理，从而生动准确地表达出来，对我后来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训练。

记者：您说过，“微妙，是我对小说最崇高的追求”。从事小说创作30多年，您对小说创作有哪些体会？所说的追求是否达到？

孙惠芬：哈，这说法我自己都忘了。不过，经你提起，我觉得这个认知如今依然没有改变。

文学的价值，是将凝固的历史复活，建立一个想象的世界。而文学之所以永恒，是把时间凝固成历史，把那个想象世界里人物的思想、情感、情绪以及精、气、神，鲜活地表达成当下的现实，而要达成这鲜活，触及并抵达“微妙”至关重要。我不能说自己达到了追求目标，只能说一直都在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