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核心提示

沈阳市民间收藏家高大航手中有一本日记，其中贴有63张剪报，剪报的内容全部是棋谱，来自伪满时期由日本间谍创办的《盛京时报》。

粗略看来，这是一位象棋爱好者的个人收藏行为，然而翻开一张张剪报仔细研究，棋谱所展现的是日本侵略者继武力之后，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麻痹国人的政策，以及瓜分、撕裂大好河山，汉奸走狗卖国求荣的惨痛历史。

一本普通日记粘贴特殊棋谱

在位于沈阳中街天润广场二楼的新华书店，中心位置有一个玻璃展柜，里面是民间收藏家高大航根据宣讲的需要布置的一些藏品，最新一期的内容以沈阳市的民族工业记忆为主。

高大航早过了退休年龄，但是由于他的热心，更是因为他的收藏，反而让他越来越忙。如今，他有了很多头衔：沈阳市收藏家协会理事、沈阳市大东区政协文史馆研究员、沈阳市首届十大藏宝家、沈阳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如果从收藏时间的长短来考察，高大航的收藏方向以陶瓷帽筒为主，其藏品数量在国内的个人藏家中稳居前列。不过，他也注意收藏与沈阳民族工业发展有关的物品。

他说：“新中国成立后，沈阳的企事业单位每年表彰先进时，通常会给优秀职工发放纪念品。”这些纪念品一般是日记本、搪瓷杯，再有就是洗脸盆、水壶等。

那个时候的奖品，每个单位都差不多，不过高大航还是能看出差别来，别看是两本相同款式的“奖”字日记本，高大航收藏与否，其实跟封皮上的单位名称有关，他通常是一个单位只选一本。

“这么多年下来，很多小企业都不存在了。这些小纪念品却将那些企业的印记留存了下来。”高大航说。

目前，高大航收藏的“奖”字日记本有百余本，纪念类搪瓷杯有200多个，带有企业名称印记的洗脸盆有50多个，还有50余把陶瓷水壶。正是这种偏门收藏，使高大航有了意外且惊人的发现。

采访中，他从提包里小心地取出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小本子，红色塑料封皮正面上方正中有一个大大的“奖”字，下方有两行凹印的仿宋体字：上面一行是“沈阳市建筑五金工业公司”，下面一行为“先进集体、五好职工会议”。

“五好职工”评选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的活动，表彰那些在企业生产活动中思想好、品德好、身体好、作风好、行为好的先进代表。

这至少告诉人们，“奖”字日记本的主人是当时沈阳市建筑五金工业公司的一名优秀职工。

日记的前几页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撕去了，从页边留下的未撕干净的字迹来看，当时主人是用日记本来记事的。

再从日记本使用的痕迹看，日记本后来的主人转换了日记本的使用方向，转而从后向前使用。从留存的记录推测，他或她应该是一名在1968年开始“下乡”的知识青年，日记中记录了主人在此后数年间的一些活动。

如果将日记按后来主人的使用顺序看，在日记本的后部，有32个页面中粘贴有中国象棋谱，共63张。

如果不仔细研究，人们很容易将这些特殊棋谱当成普通象棋爱好者的个人收藏。

但是细读文字，里面出现有“关东洲”“满华联欢”的文字。时间给纸张留下的陈旧印记，让人无法觉得这份收藏的简单和轻松。

高大航告诉记者，这个日记本是一个好朋友赠送的，他也不知道这本日记的主人是谁。这些棋谱是怎么保留下来的，目前是谜。

拉拢象棋大师搞象棋大会

高大航说：“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象棋都是一项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体活动。”

在沈阳地区，当年的北市场一带曾经分布有很多家象棋茶馆，有关记载里这样描述当年象棋活动的盛况：下至弱冠之年，上至老年，三流的、四流的与一流、二流名手混迹于此，嬉笑怒骂。单挑擂战的、让先的、让大子的、让士相的，挂彩的、赌茶水费的，点烟的、叫师父的、翻棋子的，甚至有千里之外求学的和观局的棋客来来往往，每天啪啪啪的棋声不绝于耳，演绎着那个时代人间象棋苦乐博弈。

当时的很多报刊都曾经举办过象棋大会。

研究人员翻阅史料注意到，从1935年起，《盛京时报》也开始举办象棋大会，而且每年分春秋两季举办赛事，在这些象棋大会中还出现过一位象棋高手，人称“华北三杰”之首的胡震洲。如今查看经典棋谱，还能查到当年胡震洲的精彩布局。

这位胡震洲棋风沉稳浑厚、中残局功夫精深、运子技巧独特，年轻时崛起于大连棋坛，先后征战过东北和华北的各大城市，取得绝佳战绩。

1935年，《盛京时报》举办奉天市象棋大会，胡震洲闻讯后专程报名参赛。在连续3天的比赛中，他先后击败了号称“八大锤”的沈阳名手董玉珂、马成林、白桂山、刘向宸等人，夺得了冠军。

在高大航收藏的“象棋日记”中，很多棋谱旁边都注有一行仿宋字“大连胡震洲编撰”，当年的《盛京时报》非常熟悉胡震洲在象棋界的声望，拉来他为自己提升人气。

当然，仅仅是一个棋谱，外加“本报主办”这个栏头，还不能特别明显地看出主办者的真实意图，但是1940年以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深陷战争泥潭，现出日薄西山的倾颓之势，他们就无所不用其极了。

办象棋会为汉奸卖国贼撑腰打气

高大航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回顾历史，不仅要让后人记住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更不要忘记日本侵略者通过文化媒体实施的殖民统治。”

“象棋日记”中仅仅收录了一张印有“满华联欢象棋比赛大会”标题的棋谱。实际上，《盛京时报》将举办几年的象棋大会改称“满华联欢象棋比赛大会”始于1940年6月。在《盛京时报》发表的评论中，日本侵略者终于憋不住直接讲出了心里话：“‘满华联欢象棋比赛大会’者，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倡智育，涵养心神，并促进满华两国民之亲善之友谊。两相对照，相辅以行，庶几心身俱益，精识互结，其翊赞于兴亚大业。影响于东洋和平者，或不予小辅也。”

《盛京时报》这段文字简明地讲就是：现在办“满华联欢象棋比赛大会”，就是告诉你们中国人，日本军队将中国瓜分了，投降的溥仪、汪精卫也建国了，你们就好好地服管吧，否则日本军队决不会让你们和平！至少在象棋大会这件事上，这份报纸已经原形毕露。

《盛京时报》这样不遗余力地鼓吹所谓“满华联欢”，实际上是由日本侵略者主导的，在中华大地上一南一北两个傀儡政权上演的相互建立外交关系的丑剧。

侵略者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以后，1932年3月1日，日本利用清废帝溥仪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承认这个傀儡政权，国际联盟也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汪精卫投敌叛国以后，与日本相互勾结，秘密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宣布承认伪满洲国等一系列卖国条款。等到了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权一成立，伪满洲国当即表示全面友好。1940年11月，在日本的操纵下，三方签订了所谓的《日满华联合宣言》，随后还进行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互访，开始了所谓的“建交”。

两个由日本侵略者操纵的傀儡政权特别滑稽，比如厚颜无耻的汪精卫当年曾发表通电谴责：“日本议会已决议承认‘满洲国’政府，足见日本已抛弃其最后之面具，明目张胆，承认其以军力造成之傀儡组织，撕毁其自己所签字之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墨迹犹存。而溥仪也将当年汪精卫参与银锭桥事件，意图炸死溥仪生父载沣旧怨放在一边，甚至与之欢宴，日本操控下的群奸丑态实在令人发指。

大约当年的棋谱收藏者也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所以对带有“满华联欢象棋比赛大会”标题的棋谱仅收藏一份。

细看棋谱，对局的双方分别为执红的天津田玉书和执蓝的锦州赵文宣。记者恍然明白，收藏者看重的是对局的两个人。当年人称象棋界的“华北三杰”中，头一位是大连的胡震洲，第二杰便是锦州的赵文宣，第三杰则是此局中与赵文宣对阵的天津田玉书。

“象棋日记”收藏者当年不经意的一剪，竟留下了一本警示后世的教科书。

史记

SHIJI

日本间谍创办《盛京时报》

经过对棋谱的研究，收藏者高大航最终确定，这些棋谱来自《盛京时报》，刊登年代大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过，《盛京时报》创办的时间要更早，它是追随日本侵略者军事入侵的脚步一步步来到中国东北，并早在清末便于沈阳创刊的近代报纸。

《盛京时报》的创办者名叫中岛真雄，是一名受日本特务机关专门培训的职业间谍。

近年来，学者不断挖掘史料展开研究，还编译了中岛真雄留下的自传《不退庵的一生》，人们对于这个名义上的办报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中岛真雄，日本山口县山口市人，生于1861年，早年在日本的汉学塾学习过，后来做过小贩，卖过香烟，当过收款员。他有个伯父，名叫三浦梧，曾任日军师团长，带兵侵略过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三浦梧后来又成了中岛真雄的养父，受其影响，中岛真雄自少年时代起，有了“许志大陆（中国）”的想法。

1891年，30岁的中岛真雄在日本老牌对华间谍荒尾精的带领下来到上海，进入荒尾精任所长、直属日本参谋本部的间谍训练机构——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见习。他的同伙楠内友次郎因执行“特殊任务”，在南京被清政府处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的特务有的在上海，有的在杭州被清政府处死，中岛真雄侥幸逃回日本，进入《长周新闻》报社担任记者。1894年，他又以特派记者身份从军，再次进入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使得日本实现了割取中国台湾、独占琉球的野心。1895年8月以后，中岛真雄受命到台湾和琉球，在荒尾精所属经济情报部门从事活动。

中岛真雄真正在中国开始办报始于1898年，他与同伙在福建收购一家中文报纸《福报》后，改版发行了《闽报》。也就是说，37岁以前，中岛真雄除了偶尔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外，主要从事的是间谍勾当。

此后，中岛真雄长期以办报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闽报》之后，他还创办了《顺天时报》《满洲日报》。

1906年，随着日本侵华势力在中国东北的不断发展，中岛真雄也受命来到了当时的奉天，创办了《盛京时报》。

有关专家从诸多回忆录中注意到，即使在办报期间，中岛真雄的间谍活动也一直非常活跃。当然，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中华民族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盛京时报》的处境也变得非常艰难，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日本政府求救，并且得到日本政府的不间断扶持。

研究人员查到《盛京时报》1908年4月至9月的财务数据：日本外务省每月固定补助500日元，“满铁”以广告的形式每个月给予200日元补助。此外，日本官方还给予该报无偿使用通信发送新闻电报的权利。饶是如此，该报每个月还有100日元上下的亏空。

此外，《盛京时报》在民国时期遭遇过多次的发行危机。如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出兵青岛，引发中国民众的不满，该报纸发行量从6000份跌至2000份。中岛真雄向外务省写信求助，日本外务省于是补贴了3500日元给该报渡过难关；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民众对一直替日寇宣传的《盛京时报》非常反感，导致该报的经营状况急剧恶化，欠款6000多日元。中岛真雄已经有了辞职的打算，在向外务省的求援信中就表示“十年的辛苦，渐次溃败”，后在“满铁”和日本外务省的援助下才得以维持。

也就是说，若不是日本政府的支持，《盛京时报》根本无法在华延续近4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