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凌 鹤

核心提示

《残历碑》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纪念雕塑，更是一座匠心独运，蕴含民族魂的经典雕塑。其设计和创作者为新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家、鲁迅美术学院教授贺中令。民族情怀和大爱情思一直是贺中令雕塑的主旋律，其创作的经典作品影响深远，表现出厚重历史和民族精神，激励时人奋发进取。

一本永远翻开的日历 成为雕塑史杰作

《残历碑》于1991年9月18日落成。碑高18米，宽30米，进深11米，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由混凝土灌铸，花岗岩贴面，外形呈一部翻开的残破台历，其左页以文字镌刻着“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简要经过，右页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具体年月日与累累弹痕构成的骷髅。残历碑下方呈空心，辟为纪念馆，展室陈列着有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资料和文物。碑文由著名鉴赏家、书法家杨仁恺题写。残历碑右面刻着“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的字样，向人们昭示着那个永远难忘的耻辱日子。

《残历碑》不仅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一本永远翻开的日历，更是一本令人掩卷深思的史书，凝聚着中华魂，展现不屈不挠的气节，警醒着勿忘国耻，振兴图强。多位专家评论：“《残历碑》是一个特殊的创造，是雕塑艺术史的杰作。”据统计，仅在1998年，就有中外18万余人次参观《残历碑》。

出生于1935年的贺中令幼承父艺，父亲精湛的艺术创作技艺和可贵的爱国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他。贺中令孜孜以求不断汲取中外艺术前辈的宝贵经验，探求自己的艺术风格。天赋、家教、学院的培养，造就了一位新中国雕塑中坚。

1964年，贺中令在辽西发现两块木化石，自然天成的形状像一本翻开的台历。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一个不凡的雕塑构思。1984年，全国城市雕塑领导小组征集各个城市的代表题材作品，“九一八”事变包含其中，贺中令作小稿时灵感迸发，根据那两块木化石的造型，结合史实塑造出《残历碑》，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件作品荣获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优秀奖。

1991年3月，“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雕塑招标会在沈阳举行，贺中令的设计从62个方案中脱颖而出，6月正式动工，3个月后，贺中令高质量完成了工程。因为艺术作品不是规矩的施工图，施工人员离不开贺中令每天在工地上指导。《残历碑》建成时，背面曾留有设计者落款处，但贺中令坚决不同意，他说：“人们应该记住的是那段历史，而不是这个建筑的设计者。”

拳拳爱国心是创作的最大动力

贺中令进行艺术创作十分忘我，并追求完美，甚至不惜面临生命危险。他在创作以抗日英雄杨靖宇为题材的石雕《白山魂》时，一次正在采石头，被采石场的炮震昏；一次运送作品时被严重砸伤，但贺中令并未因此而放弃创作，放弃对艺术的高标准。贺中令是吉林人，对长白山了如指掌。在创作《白山魂》前，多次走访杨靖宇将军牺牲地。他自述：“绕白山十数日，跋涉数百里，最后看中这块石头，把它从一大块完整的山岩上开采下来，运回自己的工作室，怀着敬畏之情，将英雄杨靖宇将军的遗容雕刻了出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石块原有的品貌。”以烈士牺牲之地开采出来的石头，化作英雄安眠之面目，艺术作品的形与神浑然天成。

数十年如一日，贺中令以稳健扎实的雕塑基本功、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力以及饱满旺盛的创作状态，雕塑出一个个鲜活逼真的人物形象和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时刻，这些作品或恢宏壮观，或雄浑厚重，或文质优美，他的《白山魂》《流亡曲》《残历碑》等作品都是抗日题材雕塑的经典代表作，彰显拳拳的爱国之心。《白山魂》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木雕《骨肉同胞》荣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二等奖，《一衣带水》荣获全国城市雕塑展优秀奖等。

贺中令不仅创作出一批内涵丰富、贴近生活、讴歌时代、礼赞英雄的雕塑精品，他还身兼教育和培养雕塑后备人才的重任，使得我国雕塑事业后继有人，鲁艺精神薪火相传。

经典鉴读

JIANDU

钟繇楷书：高古天然 典雅浑厚

本报记者 凌 鹤

钟繇（151-230年）字元常，三国魏书家，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其正楷书法独步当时。所书天然古质，意趣典雅，笔法质朴浑厚，北宋时期即被尊为“正书之祖”。传世书作有《贺捷表》《宣示表》《荐季直表》《力命表》等，都为早期楷书的杰出代表。师法钟书，既是对传统的敬畏，也是书法创作的纯正途径之一。

因处书体变革时代，钟繇楷书带有浓厚隶意。小楷体势微扁，行间茂密，点画厚重，笔法清劲，醇古简静，富有一种自然质朴的意味。唐代评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曰：“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钟繇自言：“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入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由此可见其矢志如一的钻研精神。

钟繇所书《宣示表》在笔法与结体上，呈现较为完善的楷书体态和气息，点画遒劲而朴茂，字体宽博而多扁方，充分表现了魏晋时代正走向成熟的楷书艺术特征。

善于吸纳钟繇书法精髓，融入自身创作，并在全国书法大展中多次获奖的当代著名书法家师索民，在谈到钟繇楷书的启示时说：“历代楷书作品中，钟繇小楷无疑是最早、最具典型性的代表。历史上，他与王羲之并称为‘钟王’，标志着魏晋书法的高峰。我个人认为，钟繇楷书的可开发资源和丰富的信息量构成历代书家取法的关键。”钟繇楷书作为过渡时期的楷书典范，在结体、笔法上有太多不经意间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带来高古神秘之感。钟繇的贡献在于提供给习楷者更多的个性空间和研究提炼的学术点，其传世名帖在结字、笔法取势、气息表达上各具神韵。

曾入选中国首届书法兰亭奖的吉林大学书法博士郭德军谈道：“楷书是汉魏之际形成的新书体，钟繇是这一新体书的引领者，他的楷书对后世之影响经久不衰。王羲之的楷书即渊源钟繇，后形成了新的面目。”

钟的楷书宽博，王的楷书结字内敛，字形修长挺拔，基本摆脱钟的隶意，当时被称为“新体”，评钟的楷书“古质”，王的楷书“今妍”。继王以后，后擅楷者如宋代的苏东坡、明代的祝允明、王宠、黄道周、清代的傅山、何绍基等大书家均受其沾溉。

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学习楷书多从唐楷入手，“颜柳”热造成一定程度的视觉疲劳，于是人们开始上追魏晋楷书，推崇钟繇的高古，在全国书法展上钟体面目小楷不乏摘金夺银者。当代以楷书名世的书法家大多深研过钟繇楷书，他们或取其质，或取其势，或取其形，或提取其点画特征，成就个人书体风格。

艺术微论

说说 “先器识而后文艺”

凌 鹤

艺术作品，无论是千古流传的经典，还是时代佳作，都会有一个规律：“先器识而后文艺”。

这是说艺术家首重学问与人格修养，先培养器量见识，进而才是技艺的学习与展现，器识比技能更为重要。或者说得更通俗点，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必先做一个有文化、有综合素养的人。

这个观点是中国近代文艺先驱李叔同的文艺观，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共鸣。李叔同具备绘画、书法、音乐、戏剧的综合才能，终生致力于“器识”的养成。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若没有“器识”，无论技术如何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告诫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先器识而后文艺”又与中国传统“重道轻器”的思想相统一。道与器之辨是长期以来的一个哲学论题。“道”是中国最高的哲学范畴，具有包罗万象的统一性，是先天地而生的万物本源。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具体事物，“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孔子讲“君子谋道不谋食”。“道”，即根本的精神、道理、原则，包含美善合一的境界、高洁不俗的人格，大爱达观的人生态度。其次才谈得上“器”的层面，即技巧、技术的问题。

当代艺界呼唤回归传统，洗去浮躁，创作精品佳作。“重器识”应成为一种精神追求与实践躬行，而实践躬行尤为重要。有了宽阔的胸襟、高远的视野、丰富的学识，笔下所生自然应和心灵之声，作品格调不会低俗，由此也就把真正的美播撒。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术是“据德、依仁”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