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忠鹤

核心提示

在锦州义县县城西北9公里处的大凌河北岸，有一处矗立至今已逾1500年的石窟群，它就是万佛堂石窟。万佛堂，顾名思义，就是曾经拥有过万尊造像的庙堂。这处始建于北魏时期的古迹，是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北魏孝文帝祈福而建，给后人留下多份书法艺术、边疆民族研究等珍贵资料。

车子驶离义县，一路奔向西北。沿着大凌河岸边行驶十几分钟，越过一座桥，再转一道弯，福山迎面而来。

福山的确与“福”相关——距今1500余年的万佛堂石窟就凿刻在山南的峭壁之上，建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祈福。

万佛堂是东北规模最大、建造时间最早的石窟群。它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同时期开凿，建造风格也一致。

岁月、辽西风沙及大凌河水不断侵蚀着这些石窟造像。虽名为“万佛”，但实际上，目前的石刻造像仅剩430余尊，这一数字已不足当初完工时的3%。更令人忧心的是，山体开裂、雕像风化等由大自然带来的侵扰并未停止，“万佛堂”跟随着时间的脚步正在渐渐老去。

营州刺史想为皇帝祈福

在我们的认知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因改革而出名。

在32岁的生命长度中，孝文帝动作频频，他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汉化；他力排众议，将北魏国都从山西大同迁到了河南洛阳。

然而，就在南迁洛阳后的第三年，即公元496年，14岁的皇太子拓跋恂反对汉化，并在保守贵族的支持下开始反叛。恼羞成怒的孝文帝立即平叛，随后将皇太子贬为庶人。第二年，听说已成庶人的拓跋恂仍蠢蠢欲动，孝文帝痛下决心，处死了拓跋恂。

这次造反风波涉及人数众多，远在800多公里之外、驻守在东北边疆的营州（今朝阳市）刺史拓跋元景险些受到牵连。有人向孝文帝诬告，说拓跋元景也参与了这次叛乱。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孝文帝明辨是非，没有听信谗言，依然重用拓跋元景，还加封他为“平东将军”。对此，拓跋元景心怀感激。

营州位于北魏的东北端，北邻契丹，东接高句丽，西毗库莫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听说孝文帝身染沉疴，一心想要回报皇帝的拓跋元景想到了祈福这种方式。于是，他参照云冈石窟的风格，在辖域内也想修建一处可以每日祈福的石窟。几经选址，公元499年，就在义县（当时义县归属营州管辖）福山的南侧悬崖上，万佛堂石窟正式开工。这处石窟因承担了寺庙功能，所以被命名为“岫岩寺”。

石窟内，一方名为《元景造像记》的石碑记录了建造的全过程，也记录了拓跋元景为孝文帝祈福的虔诚心愿。有学者曾提出，万佛堂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设计者与修建者为同一人，即北魏时期的高僧昙曜法师。不过，这一说法目前缺乏确凿证据，《元景造像记》中也未提及昙曜法师。

1500多年后的今天，在石窟内漫步，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所营造出来的祈福氛围。石窟洞穴里的雕刻造像各有特色——有的在整面墙上布满密密麻麻、大小一致的佛像；有的在一个偌大石窟内，除主雕像外，还在墙壁和天棚上雕刻色彩斑斓、造型别致的飞天；有的石窟内，一圈造像依墙而立，但地面中间伫立着大型造像……既有面相丰满、身体健壮的，也有面目清秀、身体修长的，其造像风格与山西云冈石窟的风格完全一致。

尽管拓跋元景虔诚祈福，但就在万佛堂石窟开凿的那一年，孝文帝走完了32年的人生之路，他将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拓跋恪，也就是后来的北魏宣武帝。

虽然孝文帝并没有因为元景的祈福而延长寿命，但已经开工的义县万佛堂石窟却并未因此停工。福山之上，一个又一个石像被雕刻出来，完工时，一共雕塑各类大小佛像1.3万尊。

韩贞造像丰富了石窟内容

福山与大凌河，这一山一水，给予了万佛堂石窟最美丽的自然装扮。站在峭壁中间的栈道上，背靠石窟，面朝大凌河，望着滚滚河水，可以真切感受到孔子在说“逝者如斯夫”这句话时的喟叹与感慨。

北魏，这个最终结束了“五胡乱华”，让北方重新统一、开启了“北朝”历史的王朝，一共存在了148年。就在北魏第八位皇帝宣武帝登基后不久，公元502年，万佛堂石窟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建造者，他的名字叫韩贞。

与拓跋元景不同，韩贞开凿石窟的费用全部来自私产及自筹资金。石窟内残存的《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记载了韩贞造像的具体时间与原因。

韩贞是义县人，为当地昌黎望族。韩贞在史书中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从《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中可知，他在北魏时期任有官职，并到过契丹部落。为了祈福，他和多人一起在原有的石窟东侧，又开凿了7窟、共计3000多尊造像。至此，万佛堂石窟的造像总计达1.6万尊，万佛堂的名字据此而来。

有学者表示，《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这方石碑虽字数不是很多，但为研究医巫闾山地区的民族史、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虽然《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中标注出了“契丹”字样，但此时的契丹还只是以部落形式存在，8个部落并没有形成统一联盟。他们在向北魏朝贡时，分别以各部为单位各自行动。400多年后，契丹部落内一个叫耶律阿保机的男人创建了奴隶制国家政权，国号契丹。之后，这个政权的国号反复在“契丹”与“辽”之间切换。

时间的改造力量不可小觑。万佛堂石窟所在的福山山脚下，原本是一整块平地，上面建有明、清时期的寺院，但随着大凌河改道，这些建筑全被河水吞噬，深埋在河床之下。石窟也在日益老去，由于石窟所在的岩体材质本身存在缺陷，加之身处山南，常年风吹日晒，造像损毁严重。

仅以东区五号窟，也就是刻有《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的洞窟为例，窟内造像全毁，仅见东壁佛龛和窟顶莲花宝盖残痕。

石窟内的两块石碑堪称国宝

1500年前的拓跋元景和韩贞可能不会想到，他们留下的这两方石碑成为文化瑰宝。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对北朝文字刻石的一种通称。其中，以北魏时期为最佳。魏碑一般分为造像题记、摩崖刻石、碑刻和墓志四种形式。南北朝时期，不同的地理风貌、人文气象导致了南、北这两个区域书法风格的不同。魏碑因浸润着北方的豪迈气息而朴厚灵动。作为一种过渡性书法体系，它继承了汉代隶书的特点，又为后面的唐朝楷书做了示范。

“这两块保留在万佛堂的魏碑作品，无论是从其史料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看，都是非常难得的千年遗珍，堪称国宝。”就《元景造像记》和《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国内众多文化大家则从艺术层面赞誉这两块魏碑，称其为“元魏诸碑之极品”。当代书法家康殷在1987年出版的《元景造像记》（临摹本）序中则表示：“它有着极特殊而高超的书法价值。”

后世没有停止过对万佛堂石窟的修补维护。唐、明、清等朝代均对石窟进行了补刻。在完善造像的同时，每一个朝代的工匠也都在石窟中留下了各自所处时代的艺术印记。

万佛堂石窟创建者拓跋元景也在福山上留下了印记。

那是在很多年前，在对万佛堂石窟前的大凌河清淤时，工人在河道里挖出了一尊铸铁半身人像。有人说，此人就是北魏营州刺史拓跋元景。对这一说法，尽管有学者质疑，但民间却深信不疑。

拓跋元景半身像如今紧邻石窟摆放，这位石窟开创者最终与自己建的石窟日夜相伴，朝夕相守。如果追问什么是最好的归宿，也许这就是吧。

（资料及采访支持：《锦州春秋纪事》《魏书》《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考古报告》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义县文化旅游与新闻媒体服务中心主任王飞。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朱忠鹤摄）

记者手记

SHOUJI

讲好历史

朱忠鹤

对于年代久远的遗迹和文物，我一直心存敬畏，就像我曾经在其他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因为时间有重量，因为古人很智慧，所以面对它们，我不敢心存傲慢。正因为有着如此心态，我对文物的来龙去脉及其附着在上面的历史事件信息获取就变得有点儿挑剔了——我既希望介绍说明能更丰富、全面，但同时又不希望为了信息“增肥”而掺杂进一些真真假假的内容。

文物也好，遗迹也罢，虽然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但它们却不会主动发声变成直接面对受众的讲述者。这时，就需要一个媒介来“翻译”，将文物语言翻译成人类语言。这个媒介可能是学者，可能是历史爱好者，也可能是某个文博单位的讲解员。

这个翻译工作着实不好干。就像我在文章开头所讲，很多像我这样“矫情”的受众既要求全面生动，又要求准确权威，虽说这二者并不矛盾，但这背后需要这名“翻译”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地埋头钻研，有时候可能真得有一种“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换来二者平衡，让受众满意。

这名“翻译”的工作又十分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物本身。如果受众遇到了一名称职的“翻译”，在面对文物时，大家可能会立即进入一种禅意状态——最初“看山是山”，之后“看山不是山”，最终“看山亦是山”。这种感觉，想想都美妙，会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