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艺》封面。
《东北文艺》创刊号封面。
《劳动英雄得奖》《站岗放哨》。
《光荣参军》《慰劳我们的军队》。
《东北文艺》的内页。
《挖坏根》《生产》。
《东北文艺》第八期风格有变化。
本报记者 郭 平
核心提示
从今年第一期开始,《鸭绿江》杂志在封页定期刊发一组70多年前的木刻、摄影作品。当年刊发在《东北文艺》上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富有深刻的感染力。70多年前,在发动广大群众推翻反动统治,积极支援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艺术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制作出线条明快、鲜活生动的木刻作品。这些代表作品的再版,又一次拉近了人们与那个时代的距离,同时画面所传达的团结奋斗、勇于担当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鸭绿江》再版70多年前木刻版画
“要么是黑白的,要么是单色的,没有奢华的色彩装饰,仅用简单的或粗或细的线条来表现,然而这些画面看起来特别富有冲击力。”谈到对《东北文艺》刊发的一些艺术作品的印象时,渤海大学社科联副主席、文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刘广远教授这样说。
能研究70多年前出版的《东北文艺》刊发的作品与渤海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无关系——渤海大学副校长周景雷教授正在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而刘广远和他的团队曾经参加了2014年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在两项课题推进的过程中,他们先后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几所大学图书馆中查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数百种报纸期刊。结果,他们有了意外收获。
周景雷、刘广远注意到,当年这些报纸期刊虽然曾经有过相当数量的公开发行,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留存至今的实物已经越来越少,有些虽然可以查到名录,但是实物难得一见。
一次,周景雷与辽宁文学院院长韩春燕,《鸭绿江》原副主编宁珍志、主编陈昌平交流的时候,了解到北京的一名收藏者手中藏有几本《东北文艺》,他在网上翻看之后,觉得有极大的历史和社会价值。于是,他让刘广远会同《鸭绿江》的同志前往联系。
《东北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刊物,是《鸭绿江》杂志的前身。它于1946年12月1日在哈尔滨创刊,当年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会刊。这份期刊由东北文艺编委会编辑,东北文协出版部出版,东北书店发行。那个时候,东北书店隶属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是当时东北解放区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东北文艺》也是当时东北解放区较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每月刊出一期,16开本,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到1948年1月1日第二卷第六期《东北文艺》终刊,总共出版12期。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藏家手中的《东北文艺》仅存11期。周景雷建议渤海大学文学院将之收藏,这一设想得到了学校的支持。
随后,宁珍志、陈昌平、刘广远一起赴京。经过多次协商、沟通,北京藏家将这几本《东北文艺》转由渤海大学收藏,以供教学、科学研究。
那么,这几本《东北文艺》究竟有什么地方让人爱不释手呢?
其实看一下创刊号的目录,就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在后来人眼中,《东北文艺》的创刊号没有按照文艺作品的体裁进行分类,显得不够成熟,但是出版的19篇作品还是让人无法移开目光。这些作品包括评论,有萧军的《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冯明的《记鲁迅十年祭和东北文协的诞生》、草明的《鲁迅忌辰在北平》;小说类作品,有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方青的《老赵头》、周洁夫的《老战士》;诗歌类作品,有公木的《三皇峁》、李雷的《父亲》;还有散文,包括晋驼的《渡河》、陆地的《早晨》,以及小说翻译作品《只不过是爱情》、秧歌剧《买不动》、歌曲《我们要高举鲁迅的战旗》等。其中很多篇目的作者为人们所熟知,作品也广为流传,而这些作品当年正是通过《东北文艺》首次走进大众。
作为我省的重要文艺期刊,《鸭绿江》正是在《东北文艺》的基础上,几经改名之后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随即决定和渤海大学合作,继续研究期刊历史,找寻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脉。
陈昌平与刘广远通过对《东北文艺》刊载的内容进行反复交流、商讨,很快就注意到那些当年为广大工农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木刻、摄影等作品。尽管那是70多年前的画面,但是今天的我们看到,仍然感到亲切、动人。刘广远对这些艺术作品仔细研究、挖潜钩沉,决定重新摹写并推广这些鼓舞革命斗志、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的艺术作品。
他们考虑,选取其中的代表作品再版,不仅有利于人们了解历史,而且画面所传达的蓬勃热情、团结奋战精神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于是,从今年第一期开始,《鸭绿江》杂志上定期刊发一组木刻、摄影作品,向70年前的艺术致敬。
作品内容以“解放”“团结”“生产”为主
当然,所谓的再版并不是简单地将《东北文艺》刊载过的图画重新翻印出来,而是每幅作品都由刘广远结合个人的研究,对画面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人物特征,直到艺术创作手法做必要的解释说明。
为此,《鸭绿江》杂志还特意在封页中开设了“《鸭绿江》经典插画巡礼”专栏。
今年1月,这个专栏的第一期,刘广远选的是《东北文艺》创刊号的封面插图。这幅插图名为《保卫我们的土地》,画面只有一个人物,是一位怀抱稻谷、身背枪弹、头戴草帽、目光坚毅的农民。
刘广远说:“这样的封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期刊中,特别是文艺类期刊中特点非常突出,那就是明确地告诉读者,《东北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工农大众。”
《东北文艺》强调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工作态度不仅是表现在封面上,创刊号中刊发的由萧军撰写的《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中,分析当时东北一些文艺期刊缺乏生命力的原因,认为“凡是伟大的作家一定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和人民取得血肉的联系,进而至于灵魂的凝结,而后他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想、欲望……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作品才能为人民所喜爱。”
此后,《东北文艺》继续刊发多篇艺术评论文章,认为“群众斗争生活是一切艺术创造的源泉”。
刘广远说:“之所以先期选择的《东北文艺》艺术作品以插画为主,主要是图画更为直观,更容易让人感受到当年艺术创作服务人民的那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刘广远选的第二期插画是一组图画,上面一幅为《光荣参军》,画中共有9个人物,当中的年轻人身披红绸、胸戴红花,骑跨骏马,向周围乡亲挥手致意,他四周的人们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还有民兵队列欢送亲人。
另一幅为《慰劳我们的军队》,画面中人们打着“慰劳我们的军队”的条幅,有的抱着鸡,有的挎着篮子,大家载歌载舞、呼朋引伴走向人民子弟兵。
当然,从头两期选用的插图中还看不出东北解放区的特点,不过,刘广远选的第三期插画就开始直接反映东北解放区当年的斗争现实。
这也是一组插画,上面一幅为《挖坏根》,画面中共刻画了17个人物,都是典型的东北农民的装束,如戴着皮帽子、穿着大棉袄等,画面所描绘的场面气氛凝重,坐在炕桌旁的村干部身边放着一支步枪,炕桌上放着笔和本,他身上打着补丁,认真地倾听。他面前的农民打着手势,在详细地描述着什么事情,周围的人有的在倾听,有的在思考,还有几个人聚在一起互相商讨。这组木刻版画反映了当时东北解放区将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以后,人们纷纷提供各种情报,帮助人民政府将隐藏在乡村的汉奸、流氓、土匪一网打尽的斗争场景。
另一幅为《生产》,画面中有一家三口人,男主人在编筐,女主人在喂猪,畜棚里牛在吃草。创作者还在画面中增加了一个小孩子,小手指向一块木牌,上面刻着“生产”二字,让人们一下子明白普通农家生活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刘广远说:“我所选的《东北文艺》这几幅木刻作品,不仅内容是反映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表现的方法也是带有革命性的,它们都是当年的艺术家亲手用刻刀在木板上刻画出来的。”这种艺术表现方法就是木刻版画。
鲁迅介绍并倡导木刻版画
刘广远说:“《东北文艺》刊载的插画,很多都是新兴木刻版画作品。这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倡导并推动兴起的新艺术表现形式,后人将那一次艺术风潮称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
众所周知,鲁迅被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有关专家在深入研究后意识到,鲁迅一生中的绘画活动和所取得的成就,同样非常令后世所敬仰。
有人对鲁迅生命最后10年的绘画活动进行过统计,其成就包括自己成立出版机构和自费印刷画集12部,翻译和编辑出版画史、画集6部,主办“木刻讲习班”一次,举办外国木刻展览会3次,在法国举办“革命的中国新艺术展览会”一次,写美术论文20余篇,写给进步美术青年信件200余封,收集中外原拓木刻3000多幅,编辑完毕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出版的画集16部。
其中,鲁迅先生着力最多的部分就是新兴木刻版画。
早在1929年,鲁迅在他的《〈近代木刻选集〉小引》中,便开始向人们推介欧洲在19世纪中叶兴起的“创作底木刻”,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
此后,在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时,他再次对版画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指出:“世界上版画出现得最早的是中国,或者刻在石头上,给人摹拓;或者刻在木版上,分布人间。后来就推广而为书籍的绣像,单张的花纸,给爱好图画的人更容易看见,一直到新的印刷术传进了中国,这才渐渐的归于消亡。”
他在文中介绍,此前欧洲的版画,最初也是或用作插画,或印成单张,和中国一样的。制作的时候,也是画手一人,刻手一人,印手又是另一人,和中国一样的。大家虽然借此娱目赏心,但并不看作艺术,也和中国一样。
但到19世纪末,风气改变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都自己动手,用刀代了笔,自画、自刻、自印,使它成为一种艺术品,而给人赏鉴的量却比单能成就一张的油画之类还要多。
当然,鲁迅先生大力推介倡导新兴木刻版画,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他在《木刻创作法》序中风趣地总结有三点原因,即“好玩”“简便”“有用”。木刻在“逼真”“精细”之外,呈现着一种“有力之美”。
此后,在多个作品中,鲁迅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观点:“我的私见,以为在印刷术未曾发达的中国,美术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颇为切要的,因为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较广远,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长卷,固定一处,仅供几个人的鉴赏了。”“多取版画,也另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
也就是说,在革命斗争激烈紧张、情况瞬息万变的年代,木刻版画制作迅速、印刷简便、传播效果明显,非常适合革命形势的需要。
在鲁迅的支持和推动下,一大批新兴木刻版画家成长起来,他们敏锐地捕捉社会现实,有力地反映民生疾苦,在国家惨遭西方列强侵略、人民饱受压迫的年代,“新兴木刻”既成为“一种很流行的艺术品”,又起到了“战斗的武器”的作用。
《东北文艺》刊载的木刻版画作品作者有夏风、铸夫。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新兴木刻版画家。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释史研究”“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课题组对本次报道提供帮助。本文图片由刘广远提供)
史记
SHIJI
1947年,东北倡导“致富光荣”
刘广远说:“《东北文艺》刊载的插画,很多内容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讲述着当年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事件。”
他为《鸭绿江》杂志选的第五期插画为夏风的木刻作品《劳动英雄得奖》,原作载于《东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总号第九期)。
画面主体是一座挂满鲜花的凯旋门,从中间大门道走着的是一名头戴草帽,胸戴红花,手牵一匹高头大马的农民,两边的门道分别站着一名农村干部,他们一人手中拿着“劳动英雄”条幅,另一人手中拿着“发财致富”条幅,凯旋门上方写着“得奖光荣”4个大字。
如果放在改革开放年代,这大约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鼓励农民发家致富的宣传画,但是在1947年的东北解放区,这幅画面所传达的“致富光荣”却是当年解决困扰人们劳动积极主动性的一把“金钥匙”。
1946年夏,东北解放区南部主要工业中心和棉花产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对外贸易通道被切断,大量农产品积压,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拉大,一时间陷入“胀死冻死”的困境:大豆在有些地区,每市斤2角钱到5角钱,比木材还贱,许多人用作烧柴。工业品极为缺少,每一尺普通布50元到100元左右,差不多是100斤到200斤大豆换一尺布。为了打破经济困境,当时东北解放区积极开展与苏联的贸易,以农产品换工业品,但是要完成农产品贸易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当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了提倡农村副业、组织生产互助、倡导“劳动光荣”的观念等8项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开展了一场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
由于1947年东北解放区是第一次搞生产运动,领导上缺乏组织东北生产的经验,群众在思想上还有顾虑,主要是“敢不敢发财”的问题。为此,东北行政委员会又连续下发多项指示,其中,5月6日颁布了《生产节约奖励暂行办法》,对农工业生产有贡献者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并指示各地“小奖劳模,大奖英雄”。春耕结束后,各地纷纷举行奖励劳模大会,奖励春耕模范。
经过广泛发动,东北解放区大生产运动在全境展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使东北解放区摆脱了经济困难,也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有关数据显示,1946年至1949年,东北人民共交公粮686万余吨,并向国营贸易部门出售粮食179.2万吨、棉花7488吨。1949年,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东北又担负了入关作战的第四野战军军费,折合粮食170万吨,并向关内提供了302万吨物资,其中上交中央80万吨粮食、150万立方米木材、20万吨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