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冬柏
玛瑙、辽西、扶贫，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会演绎出怎样的故事？几乎一口气读完滕贞甫的小说《战国红》，直觉感受：朴素洗练，荡气回肠。不禁想起多年前购买的《世界文学》中夹一附赠书签，上面写着一位外国作家的话，大意是“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贫穷，我的写作就不会没有意义”。在全球剧场的坐标下，作为本土作家，把笔触伸进脚下的泥土，关注贫困现象，关注扶贫干部群体，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或许有着超越现实的意义。
写出日常的真实与诗意
从主题上看，这部作品当然有典型人物，扶贫干部陈放、农村进步女青年杏儿，着墨似乎最多。但在我看来，《战国红》更是一部“人”“物”群像。作家诗心独运，挥动妙笔——人，动起来，物，活起来。就这样，细节中的日常展现出真实，升腾着诗意。
战国红玛瑙。作品关于“战国红”的直接描写和叙事，文字不多，但寓意很深。小说开头，“战国红”第一次出场，就揭示了陈放选择驻村的一个隐秘：爷爷生前曾在辽西打游击，被大庞杖子村农民救过一命，去世前把一枚战国红平安扣留给自己，弥留之际反复念叨：“辽西不富，死不瞑目……”尽管大庞杖子村不在这批驻村名单之列，但陈放特意选择了同样偏远的柳城，因为在他心里，“柳城就等同于大庞杖子”，不能让爷爷的遗愿成遗憾。小说结尾又以“战国红”扣题：陈放因公牺牲，他把平安扣交给了杏儿，而且立下遗嘱，带头“入住”刚批下来的砾石岗公墓，把自己埋在当地。当村民挥锹挖墓穴时，竟意外挖出不少玛瑙。“战国红，乡亲们，砾石岗出战国红了！这是陈书记拿命换来的呀！”这样一个回环结构，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充满厚重的历史感和深沉的命运感，直抵人心。其实，作者眼中的辽西人又何尝不是埋在土里的“战国红”？普通石头和玛瑙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物理界限，可人不一样，人有潜在可能性和可塑性，一旦发掘出来、精心雕琢，即可晶莹剔透、熠熠生辉。无论是以杏儿为代表的当地村民，还是柳城这样的贫困村，岂不都是有待发现且值得发掘的“战国红”？
陈放。在省直机关工作，主动请缨到柳城。做出这一选择不为提拔，除了出于完成爷爷的遗愿，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想做成一点儿实事。陈放、彭非、李东“驻村三人组”，从给柳城三病（骨病、懒病、赌病）开药方入手，办企业，治荒山，带领村民摸爬滚打，终于蹚出一条奔向小康的路。在撬动农村巨变的过程中，他们也体验到沉甸甸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杏儿。从会写诗的女孩，成长为柳城村村委会主任，她独当一面，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既闪耀着女性温情而圣洁的光辉，又充满力量。滕贞甫认为，杏儿的成长说明，陈放等人的扶贫，因为扶正了村民的精神和灵魂，所以扶到了要害处。
海奇。这个人物更像个谜，拓展了小说的想象空间。整部作品大体上可以看作两条线索交错并行，海奇就是其中一条，特别是他与杏儿之间的爱情朦朦胧胧，审美意蕴丰富。写这个前任扶贫干部，既直面扶贫工作中的挫折，又体现了扶贫干部队伍的接力传承。
糖蒜。每每读到关于糖蒜的段落，总不由得想起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描写的玛德莱娜小蛋糕。小小糖蒜被刻画得细致入微，由此写到糖蒜加工产业，更是水到渠成，生活气息浓厚，格外真实生动。
文学与脱贫的双向贡献
到今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中国扶贫开发规模之广、难度之大，绝无仅有，而取得的成果之巨，也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
基层扶贫干部的典型事迹和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主题和素材。正是这个时代和脱贫攻坚这件大事，给作家提供了“创作平台”，而作家一旦深入生活，便会有新发现。滕贞甫用作家的眼光，对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做了一次精准而生动的案例剖析，其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给文学创作一个宏大的时代布景和厚重题材，这是脱贫攻坚给文学的贡献。反过来，文学又可以为脱贫攻坚贡献什么？“作家和作品以文艺精品实现艺术与时代的结合，以艺术的卓越性追求使‘主题创作’为时代定格，以文艺人民性的彰显回应脱贫攻坚的时代之问。”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对此给出深入解读。小说中，陈放发出“糖蒜社解决不了柳城脱贫问题，但它能使这个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让她们找到自身价值，从而跳出喇嘛咒中关于柳城女人走不远的怪圈”的呼声。范玉刚认为，“可见‘糖蒜社’的成立与杏儿写诗一样，是一种精神火炬的点燃，这是文学对扶贫的意义和价值，是对人的精神的塑造和人生激情的点燃，是一种理想的感召和精神的动员，因此，扶贫要扶志——需要从中生长出自身的力量，这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也是文学对扶贫的贡献，是文学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并传播了时代精神。”
以现实主义精神讲述中国故事
《战国红》这部作品，再一次将现实主义这个话题摆到读者面前。
从《诗经》开始，中国文学就开创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和审美风格。仅从新中国70多年的时间段来看，既有以赵树理、柳青等为代表的“人民文学”传统，又有我们东北这片大地上如滕贞甫的《战国红》、班宇的《冬泳》这类现实主义作品在当下的接续。
有些人一提到主题创作，就认定是命题作文，“不看也罢”。说实话，我在准备阅读《战国红》时，也有过类似的担心，觉得对这样一个主旋律题材，作品会不会停留在一种片面乐观的歌颂，但耐心读下去，很快便打消了疑虑，不能自拔。小说故事情节很有张力，有的地方令人会心一笑，有的地方狠狠戳中泪点。尽管评论界主要把《战国红》作为一部扶贫小说来认定，但这并不是一部概念化的小说。虽然主题先行，但主题交织着副题，主调交错着复调，既写成绩，又写矛盾；既写干事创业，又写朦胧爱情；既写物质，又写精神，可谓包蕴万千，妙趣横生。
脱贫攻坚是当今中国贫困地区最现实的现实。扶贫干部这一群体值得写。他们把个人梦想汇入时代洪流，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个体与时代关系的绝佳视角。扶贫路上，有的扶贫干部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小说中的陈放如此，现实中以黄文秀为代表的奉献者更不在少数。据媒体报道，截至2019年6月底，就有770余名扶贫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
对于这样的现实，一个敏感的作家不会忽视或回避。滕贞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辽宁有1.2万名驻村干部深扎扶贫一线，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并不为人所知。我想以文学的形式，向这些默默无闻的扶贫干部致敬。”作家以现实主义精神深入生活，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讲述中国故事，《战国红》在这点上无疑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