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史冬柏

黄河为弓，沙漠为弦。库布其，中国第七大沙漠，蒙古族语意为“弓上的弦”。以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获得者王文彪为代表的治沙群体，如卓越的弦乐手拨弄弓弦，美妙的音符汇成绿色发展的时代奏鸣，又经和谷、杨春风两位作家诗心独运，一部中国生态建设的宏大史诗有了一个饱含哲学审美意蕴的名字——《春归库布其》。4月23日晚，2019年度“中国好书”评选揭晓，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在榜。25日，作者之一杨春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分享她心目中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究竟应该承载怎样的时代精神和现实价值。

通过对生态建设典范的描述，向世界展现“中国智慧”

记者：您之前创作过《闯关东纪事》《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等优秀作品，这次为什么选择聚焦治沙或生态文明这一题材？

杨春风：题材方面得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这是社里领导先行酝酿的想法，旨在通过对生态建设之典范的描述，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生态建设上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就，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并给世人以一种有益的启迪。目前，荒漠化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库布其的治沙实践因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以此来反观中国的生态建设进程显然是颇为适宜的。于是就有了本书。

记者：写治沙的作品已有不少，创作这本书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杨春风：创作过程是艰辛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以及编辑也都为此付出了太多辛劳，不过大家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当中，应该说大家的执着努力并非只是为了出一部好书，而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通过本书的问世，让更多人知道库布其沙漠的宏伟演变历程，认识到中国政府在改造生态方面的坚强意志和果断决策，进而让全世界了解使沙漠复现生机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并循此改造各自的栖居环境。库布其沙漠的前世今生，能让世人更深入地了解地球，更透彻地理解地球所经历的沧桑，更明晰地认识到地球所面临的问题，从而让我们更好地爱护地球，爱护这个全人类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家园。

记者：沙漠难治，治沙难写。我们看到，全书将很多历史文化元素融于现实记录之中，在写作过程中驾驭这一文学场域是不是有很大难度？

杨春风：治理库布其沙漠有太多拔尖的专业人士，还有更多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治沙第一线的实践者，这使我的每个问题都能找到答案。其实我在采访期间颇多踌躇的只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出问题，设问对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另一半自会有专家或实践者给予回答。而且令人尊敬的和谷老师做了更多的工作，付出了更多的辛劳，更重的担子应该都被他担在肩上了。

把事实了解得足够深透，文学性就会不请自来

记者：人们把报告文学称为“一种行走着的文学”。为创作这本书，您们（二位作者）都行走到哪些地方？

杨春风：“一种行走着的文学”是一种很好的定性，很客观。多年来我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始终都特别注重第一手资料的获取，对于这个从未接触过的治沙题材更是如此。尽管本书已出版年余，但时下每每在电脑里无意中翻看到去年的采访影像，心中仍是颇多感慨。

当时在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的热情配合下，深入走访了恩格贝、达拉特旗林场、亿利沙漠研究院、东达蒙古王集团的獭兔养殖基地及其沙柳加工厂等。在“穿沙公路”上的一次次跋涉，使我采访到各条战线上的治沙人，了解到多种陌生而又精彩的人生。几乎采访过的每个人都是令我难忘的。

记者：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一直引发人们的争论。在这本书中，您如何实现纪实性和文学性的平衡，做到言意兼得？

杨春风：报告文学最关键的性质是纪实性，而纪实性与文学性并不矛盾，至少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了文学在事实面前的无能为力。我的意思是说，事实本身所蕴含的大美，很多时候是文学难以企及的，事实从来不会损伤文学。

这种看似矛盾的矛盾，其实跟沙漠一样。

人人都知道沙漠是干旱的，干旱也是沙漠形成的主因。然而实际上沙漠的明沙底下始终都是湿润的，内里含蕴着饱满的水汽。这就使顽强的沙地植物有了萌生以及成长的可能。深谙沙漠习性的库布其人对此有着很文学的解释，他们认为大自然终究还是宽厚仁慈的，肯于原谅人类早年因无知与傲慢而犯下的过错，所以让沙漠始终保持着这份弥足珍贵的湿润，等待着终于觉醒了的人类前来发现，进而改造，使之再生久违的土壤，重现往昔的生机。

沙漠以及整个大自然，任何时候都会给人类留下一线生机。

我觉得，当把事实了解得足够深透的时候，文学性就会不请自来。

改造沙漠不会一劳永逸,生态题材值得一直写下去

记者：当您真正走进库布其时，有什么感受？

杨春风：当我知道有那么一群人，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库布其沙漠里植树种草的时候，一下子就被震撼到了。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他们的事情，想书写他们的故事。

我在抵达库布其之前就已经是激动的了。

然而当我在仍感料峭的春风里终于深入沙漠的腹地，与那些治沙人面对面的时候，心里的激动反倒平复了，因为我发现这些战天斗地的治沙人竟是如此质朴，口里心里的念想也是那么平实，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比非凡，所求却与我们一模一样：让自己无法也不忍离弃的家园好一点儿，再好一点儿。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便有一种深幽的沉静浸透了我，我感到了悲凉，或者说是悲壮。

记者：在完成这部作品后，您的思想认识有哪些变化？

杨春风：对于这一题材的书写，让我对生态的问题变得特别敏感，并分外关注。同时还意识到，文章有句号，治沙无尽头。事实是沙漠的改造并没有一劳永逸之说，即使对治沙成就如此杰出的库布其来说也是如此。库布其的治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延续了几十年之久，早年种下的树里有很多杨树，而杨树的生命周期只有二三十年，时下已陆续抵临了生理极限，这就出来了一片又一片残次林。这些残次林何时解决？如何解决？是替之以经济林、高效农业，还是草业？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仍然需要人们及时找出答案，并及时落实。

也因此我会一直关注生态建设问题，一直关注可敬的生态建设者，或许某天还会抓住一个同类题材。

我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