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书的同时读另一本书

辽宁日报 2020年03月25日

唐浩铭

最近在读《保守主义思想》,作者是美国人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张大军翻译,全书近六百页,厚厚的一本。

这是我读的第二本拉塞尔·柯克的书,去年我读了他的《美国秩序的根基》。欲了解美国何以短短两百多年就成就了今日之强盛,或者说欲了解中国何谓今日之中国,我觉得读一读这两本书是很有益处的。中国走到今天,挺不容易的,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当然也不能颟顸自大,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免得重蹈他人覆辙。

几年前我意识到需要读一些经典著作,否则老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眼界打不开不说,还可能吃的是人家嚼碎了的渣滓,于身心有害。于是有意识地读一些学术经典,比如哈耶克的作品。读经典很辛苦,仿佛钻木取火。但读懂了,明白了,又恰似钻木取火成功的那一刻,有光明,有温暖,甚至有重生的激动和喜悦。

以前读过一篇文章,说读书的效率与读者存储的背景知识多少有关,背景知识多,读书效率就高,反之亦然。我纯粹是一个喜欢热闹的看客,没什么学术根底,读《保守主义思想》这样的大部头对我来说无疑是愚公移山。比如书中提到“托利党”,我一头雾水,不得不查资料做笔记,否则难以继续。我读书本来就慢,读《保守主义思想》就更慢了,一晚上能读十页我就很满足了。

作为调剂,读《保守主义思想》的间隙我还选了两本轻松点的书,一本是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另外一本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汪曾祺此前零散读了一点,有点印象,但不深刻。说起来我系统读汪曾祺的文字还是受了一个同学的女儿的影响。去年这个同学给我发了一篇她女儿写汪曾祺忆昆明的文章,自然流转,浅白从容,有点汪曾祺的味道。文章中提到的好多汪曾祺的文字我都没有读过,不禁赧然。春节前为了准备去昆明寻访西南联大旧址的资料,我才真正开始读汪曾祺的文字,不过用的都是餐前饭后的边角余料时间。

很多人用“闲淡”评价汪曾祺的文字,好像是说他的文字很好,内容则可有可无。这有点像50年前一些人批评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说先生是粉红色文人,尽写些粉饰太平麻醉人心的文字。沈从文对此没有多说,但在他的《从文小说习作选》的题记里简单写了这么几句话:“你们都欣赏我故事里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汪曾祺在写沈从文的好几篇文字中都提到世人对他的误读。和他的老师一样,汪曾祺也自辩了几句:“我是写过一些谈风俗、记食物、写草木虫鱼的文章,说是‘悠闲’,并不冤枉。但我也写过一些并不悠闲的作品。我写《陈小手》,是很沉痛的。《城隍·土地·灶王爷》,也不是全无感慨,只是表面看来,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激昂慷慨罢了。”汪曾祺说自己“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

汪曾祺的文字适合闲时读,一次不要多了,一两篇就好,最多三四篇,就像佐餐的小菜,清新开胃。

林语堂这本《苏东坡传》我十多年前读过,但现在毫无印象。那时我没有在书上做笔记的习惯,如今唯有扉页上的名字和购书日期还能证明我曾经读过。记得一个朋友批评过我读书杂乱无章,尤其同时读几本书的习惯很不好,说我这样东一本西一本,结果是每一本都读不透彻。我接受朋友的批评,我读书很大的毛病就是不求甚解。不过这样读得久了,也自得其乐。尤其前两天我读《苏东坡传》时,读到两段话:

“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

“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危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

读到这里,我一下子想起《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来。保守主义意味着“守成”,守护传统,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认为“传统习惯具有约束人的无法无天的冲动与欲望的功能”,认为激进主义是怪物,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倍加提防。柯克说:“比起知识界摆脱了传统和直觉的贫瘠膨胀的浮华,撒旦引诱基督的狂野也没那么可怕,因为在前一处境下,现代人被自己的骄傲所诱惑。”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东坡算得上一个保守主义者,而王安石则是激进主义者。由此来看,王安石变法失败也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