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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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新民北崴遗址考古又有新发现：继2017年出土一柄沈阳地区年代最早的青铜短剑，去年这里又发现了16座墓葬。这批墓葬距今3000年左右，墓主人或与使用短剑的人群有关。遗址出土了一对玛瑙玦、三足鼎式壶、燕国刀币、超大鱼钩等器物，勾勒出新乐上层文化所属的青铜时代到春秋时期沈阳先民的生活场景。

令人费解的仰身屈肢葬俗

北崴遗址位于沈阳新民市法哈牛镇巴图营子村东北，是一处含青铜时代、战国、西汉、辽金时期遗存的聚落遗址，不同时代的文物丰富。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崴遗址考古队领队李树义介绍：“北崴遗址紧靠蒲河边，证明这里从青铜时代到辽金时期都有人类居住，说明该地区历史上就是水源充足、土壤富饶，适宜人居的宝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为探讨遗址的文化性质、聚落布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开始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对北崴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并于2017年发掘了1000平方米，发现了房址、灰坑、瓮棺、灰沟等生活区遗迹，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尤其是一柄青铜短剑和扇形铜斧石范。据专家考证，这柄青铜短剑属于西周时期东北地区特有的青铜短剑，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整体铸造，是将剑柄、剑刃分开制造组装，并且剑刃呈现出琵琶形曲线，故而也称琵琶形短剑。而扇形铜斧石范的出土，证明西周时期沈阳地区的先民已能大量铸造铜器，说明当时沈阳地区已经是东北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显示出辽河文明的连续性、地域性、典型性。

2019年8月至11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北崴遗址进行了5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自青铜时代至西汉早期的16座墓葬、56个灰坑、7条灰沟、3个瓮棺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质、石质、铁质遗物，少量的铜质、玉质等遗物，丰富了北崴遗址的考古资料。

“2019年发掘的墓葬区与2017年的生活区相隔不远，只有几百米，年代比生活区略晚。”李树义说，16座墓葬年代约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向均为西北—东南统一方向，说明这里可能是一个家族墓。这些墓葬中有14座是单人仰身屈肢埋葬，即上身仰躺，双下肢侧弯曲，跟以往发现的仰身直肢葬俗不同，体现当时古人特殊的殡葬习俗，其中含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墓葬中有随葬品1件至3件不等，器形主要有壶、钵、碗等，也有随葬玛瑙玦、纺轮、铜梭等遗物，遗物大多摆放在墓主人的头部、腰部或下肢处。根据地层关系、器物形态，考古人员认为，这批墓葬的年代不晚于沈阳郑家洼子遗址（距今2500年）类型，能够填补沈阳地区新乐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多年）与郑家洼子遗址类型之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缺环。

专家解释，沈阳新乐遗址按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可分为新乐上层文化、偏堡子文化（距今约5000年）、新乐下层文化（距今约7200年）三种考古学文化，而北崴遗址的文化性质，主体就是青铜时代的新乐上层文化。

玛瑙玦的原料产地为阜新

1月末，记者在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整理地看到，北崴遗址出土文物都被整齐码放在一起，准备进一步研究。其中有一对玛瑙玦，白色，呈现正圆环形有缺口的形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李树义告诉记者，这对玛瑙玦，出土于9号墓，发现时在墓主人双耳部附近。从出土位置看，应是分别佩戴在墓主人耳部的装饰品。这种耳部玦形玉饰，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沿用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当时的墓葬中常有发现。如在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约公元前8000年）、红山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青铜时代的赤峰大甸子墓地（公元前4000年至3500年）出土文物中，都曾经发现过器型相同的玉玦，其制作方式、风格一脉相承。

值得一提的是，赤峰大甸子墓地发现的多件玦形器的材质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北崴遗址墓葬相同，都是选用白色玛瑙，以白玛瑙为时尚，一改此前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以岫岩河磨玉为主的玉器材质。

“玛瑙玦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非常流行，赤峰大甸子墓地即属于这一文化，但传统来自兴隆洼文化。”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告诉记者，这反映出辽西一带用玦的文化传统一直传承保留，这种佩戴玛瑙玦耳环的本地文化传统有8000年的历史。到西周时期，玦的使用比较少了，因此这个玛瑙玦的发现还是很重要的。

但两者用料为什么有差别呢？刘国祥解释，这说明进入青铜时代，对应夏家店上层文化（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辽西地区经历了社会动荡，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统治阶层发生更替，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能够到岫岩细玉沟采集岫岩河磨玉料。所以，从这些小器物的变化，考古工作者能够发现大社会的变迁。

那么这种白色玛瑙产自哪里呢？刘国祥肯定地说，玛瑙一定产自本地，就应该是出产于阜新市。阜新的玛瑙，有红色也有白色。当时的统治阶层从当地寻找到这种新材质来制作传统玦形耳环佩戴，从16座墓葬中仅发现一个墓主人佩戴玛瑙玦的情况来看，它还是非常珍贵的，生前也是作为装饰佩戴的，可能有标志墓主人尊贵身份地位的含义。

超大鱼钩印证蒲河草丰鱼肥

记者看到，此次北崴遗址墓葬出土的文物，器型以壶为主，包括无耳壶、双耳壶两大类，双耳壶中大多为竖制双耳，有的双耳设计在壶口和腹部之间，也有的直接安放在壶肚上。还有一种是壶肚上设计着横制双耳，便于使用。

李树义介绍，之前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新乐上层文化出土的随葬品都是专门制作的冥器，这次出土与生活区中样式相同的双耳壶，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状态。

在众多墓葬出土的壶形器物中，有一件双耳壶很特别。记者看到，这件壶非常小巧，不同于其他平底壶，它底部有三个乳足支撑，因此被考古人员命名为三足鼎式双耳壶。

刘国祥认为，这件三足鼎式双耳壶代表的是当时的流行趋势。因为公元前5000年红山文化时期的陶器还都是平底。到了公元前4000年后，平底筒形器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三足器，如鬲、甗（读yǎn）等青铜烹饪器，反映这一阶段某些文化传统的改变。

除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北崴遗址还在附近的56个灰坑、7条灰沟，出土了大量的泥质灰陶、夹砂红陶等遗物，器型有豆、盆、瓮等。考古人员认为，这些是战国至西汉早期的遗迹，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铁器、少量的燕国刀币、铜镞、鱼钩、玉蚕形器等。

从出土的石刀、纺轮、鱼钩、网坠、铜梭等物件，可以描绘出沈阳先民农耕渔猎的生活状态：他们用石刀耕种、用纺轮织布，用鱼钩钓鱼，用铜梭编织渔网。此次发现的鱼钩个头超大，为铜质，残长3厘米，弯钩处直径达8毫米。据此推断，当时先民居住地的蒲河中有体形较大的鱼，蒲河的水量也应该非常丰沛。

“出土的一枚刀币，应为燕国刀币。”李树义介绍，战国时期，沈阳地区已纳入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统治范围，隶属燕国辽东襄平县，燕国货币的流通，反映当地经济贸易往来状况。北崴遗址的这些新发现，丰富了新乐上层文化遗址的文化内涵，为研究战国燕、秦及西汉在辽东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能继续发掘，揭开更多秘密。”李树义说。

（本文照片由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