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寒婷

提示

无论结核病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如何成为优雅、敏感的象征，无论癌症在20世纪早期如何被与受压抑的激情联系在一起，也无论艾滋病意象多么具有道德上的惩罚意味……这些对疾病的联想几乎都认定了一个这样的事实：病人对患病负有责任。这种归咎，无论来自医学判断还是世俗偏见，或多或少带有贬损和轻蔑之意，更有甚者，还直接为病人贴上了“生活失败者”的标签。通过梳理疾病的隐喻史，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想要做的，就是帮助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病人，去尽力摆脱隐喻的指控。

突如其来的悠长假期，让有关灾难和人生的困惑与思考，成了精神生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些如奥德修斯一般智勇双全的探问者，首先开始了知识上的和思想上的突围与呐喊。于是，与之呼应的现象之一，是《鼠疫》《十日谈》《疾病的隐喻》《枪炮、病菌与钢铁》等有关疾病和瘟疫的书籍开始走俏，而我也网购了一套《加缪全集》。货到以后，翻开《鼠疫》，我的目光停留在了小说结尾的几行字上：“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藏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加缪意味深长的话语，像在密闭空间里不断滋生的幽闭恐惧：无论科技如何昌明发达，鼠疫或是所有瘟疫，都会像暗夜一样必然降临——等等，瘟疫、疾病，我是在拿黑夜作比喻吗？而倘若疾病真的被我用作隐喻，是否会如苏珊·桑塔格认为的那般就不正当了呢？放下加缪，翻开《疾病的隐喻》，重温桑塔格以作家和癌症患者的双重身份所作的“自述”，显得很是必要。

“我是病人，不是病毒”

即便没有发生疫情，对于讳疾忌医、歧视病人这类事，人们也不会感到陌生。很多人无法理性地面对现实，连医生，在人们罹患某些疾病时，也倾向于不向病人告知实情，这几乎成了行业惯例。而对于顽症、绝症、传染病等特殊疾病，人们更是根深蒂固地持有偏见，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下意识地歧视病患。所有这些不科学、非理性的心态、俗见和陋习，不仅影响病人的治疗，更把疾病本身神秘化了，正是在这些不健康的疾病话语洪流中，《疾病的隐喻》出版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40多岁的桑塔格患了乳腺癌，并进行手术。在治疗过程中，她深刻地体验到了癌症患者所蒙受的污名，亲眼看到了癌症的名声之恶是怎样地加剧了病人的痛苦。对此，她感到非常愤怒。她迅速地从医生不乐观的诊断所带来的恐惧和绝望中摆脱出来，拿起笔，开始为癌症和疾病王国除昧祛魅。1978年1月开始，《作为隐喻的疾病》连载于《纽约书评》，同年该书出版。而在接受了两年半的治疗后，桑塔格也终于痊愈。

癌症治愈个案无疑具有极强的励志作用，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桑塔格的思想。在这本书里，她考察了结核病、癌症、麻风病、梅毒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疾病，是如何在人类历史中被一步步隐喻化的。无论结核病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如何成为有趣、优雅、敏感的象征，无论癌症在20世纪早期如何被与受压抑的激情联系在一起，也无论艾滋病意象多么具有道德上的惩罚意味……这些对疾病的联想几乎都认定了一个这样的事实：病人对患病负有责任。这种归咎，无论来自医学判断还是世俗偏见，或多或少带有贬损和轻蔑之意，更有甚者，还直接为病人贴上了“生活失败者”的标签。通过梳理疾病的隐喻史，桑塔格想要做的，就是帮助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病人，去尽力摆脱隐喻的指控。

病人无辜，患者无罪，歧视病人有违人道，在现代医学面前，这些原本都是简单的道理。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仍会不自觉地对疾病和病人抱有偏见，是因为，潜在的求生本能和人性的自私在作祟，这也同步暗示了人们对待疾病的阴郁态度和惧怕死亡的脆弱心理——疾病与死亡，被视为生命的对立物。然而，否定与回避现实从来都无助于解决问题，即便是最健康的人，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病人”。所以，善待病人、破除对疾病的偏见就变得尤为紧要，比如与“武汉肺炎”相比，“新冠肺炎”的叫法，就会更少一些歧视色彩。

隐喻的正当性

《作为隐喻的疾病》出版12年后，鉴于艾滋病的盛行，桑塔格又写了《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1990年，两个“隐喻”合集出版。与12年前的凌厉峻急乃至气急败坏不同，此番写作，桑塔格起笔伊始就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定义：“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并坦承隐喻是“与哲学和诗歌一样古老的智力活动”，是包括科学认知在内的大多数认知和表达滋生的土壤，“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虽然这两篇论文在主题和论述上一脉相承，但无论在观点上还是文风上，12年后的桑塔格都冷静并温和了许多。她甚为理智地，用了近乎一整节（占全文1/8）的篇幅，为自己多年前的隐喻批判进行了辩护。

显然，重温早年的论述，让桑塔格意识到了某种界限。在疾病的隐喻“王国”里——借用她使用的“疾病王国”的隐喻——并非所有的隐喻都是不正当的，尤其是那些文学作品中的隐喻。隐喻是语言和心灵世界的摆渡船，若没有它，思考和想象都无法顺利进行，如同桑塔格下意识地就把疾病比喻成了王国，一不小心令她也成了自己批判的对象。

如果说，文学中疾病的隐喻真的到了一种应该被严厉指责和大加挞伐的地步，那么文学创作还能容得下什么隐喻呢？而没有了各色隐喻，文学又将如何存在？不言而喻，批判疾病的隐喻与桑塔格另一个著名批判“反对阐释”一样——应当有特定的目标和精准的靶心，决不可以将批判的边界无限延展。换句话说，只要不涉及对疾病和病人的偏见歧视，只要不引发对现代医学的非理性认知和种种误解，疾病的隐喻完全无可厚非。其实，即便是桑塔格最反对的对于疾病的军事隐喻，也自有它的用武之处：现在的癌症、艾滋病，以及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各种疑难杂症，人类至今无法攻克的疾病，对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威胁，难道不正像是一场又一场的“进攻”和“侵略”吗？但是，正是在应对“战争”袭击的过程中，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艰难地取得一点一滴的突破和进展，因而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

无论有怎样的瑕疵，桑塔格思想的价值都不应被低估。作为癌症患者，她以思想为武器与顽疾抗争，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钦佩。而她所发出的质询诘问，对所有病人而言，都不亚于身体治疗之外的精神疗法。在终极的意义上，她呼吁人们正视疾病与病人，乃是在呼吁人与生命的和解——既然死亡无法逃离，既然向死而生的人生无法甩掉疾病，那么，像迎接晨曦与落日那样接受它们，难道不是一种合适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