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爽

辽宁大学教授王向峰在文艺理论、文艺美学研究领域耕耘60多年，著作等身，在全国文艺美学界享有盛名。今年元旦过后，他出现在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现场，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讲解和论述了唐代艺术繁荣的内因。

本报记者：请您谈谈观展的总体感受。

王向峰：看到了很多传世的名画，还有很多非常精美的书法作品，非常有感触。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说到复兴，就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中华五千年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很多辉煌和精彩的阶段。在这些阶段里，汉、唐两个历史阶段在社会发展和文治武功上，都有很多后世难以企及的创造。“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就让我们看到了曾经有过的辉煌，“又见”一词，意味深长，既见历史，又见今天。

本报记者：本次展览以唐代书画为主，您如何总结唐代书画及整个唐代文艺的特点？

王向峰：唐代文艺繁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有充分的继承，又有极大的创新。“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展出的唐代绘画和书法作品，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有本时代的创新与发展。从继承的角度看，以书论与创作来说，唐代没有离开王羲之；以绘画的理论与创作来说，唐代特别尊崇南朝刘宋时代谢赫的“六法”。“六法”里提出的“气韵生动”，意味着作者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渗透到艺术作品中。书画如此，诗文亦不能有逾于此，张旭的书法如此，给他以启示的公孙大娘的剑舞亦如此，阎立本和韩干的绘画如此，李白和杜甫的诗也如此。唐代艺术的繁荣，有着历史经验的积累，是以对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扬创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辉煌艺术。唐代艺术家的成就，都是以对审美艺术规律的把握为基础而实现的。

本报记者：从文艺史的角度看，唐代文学艺术有哪些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创建？

王向峰：唐代艺术最有创建性的一点是，不论何种艺术创造，都善于从艺术实践创造中把经验上升到理性认知的高度，成为艺术实践者对共同的审美规律的把握，这些始于单一艺术的理论，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也同样是适用的。在唐代艺术领域中，有为本朝艺术发展而对唐前和唐代本朝艺术的比较系统的艺术理论研究。书法上有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等；绘画上有张彦远的《画论》、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等；在诗论中有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还有许多单篇评论，也都有的放矢地提出一些“片言而明百义”的普适性的深刻见解。如颜真卿论书法之笔意当“变通适怀，纵舍掣夺”，王维的《山水论》中发现并提出了画山与树，“须显树之精神”的取“物之神”观点，即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神蕴，破天荒地开启了中国艺术表现实践的认识深度，为以后的画家输送了对物的观照眼光。在中国美学史上，“物之神”的提出始于唐代，发扬了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的创见，在后代泽溉无穷，比德国的叔本华早了1000多年。唐代最重要的艺术审美精神就是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外师造化”是选择物，以物为师，无论是阎立本画《步辇图》、韩干画马，还是张萱画美女，以及其他艺术家的创作，都特别重视对象的选取和神韵的追求。因为只有对象的选取，并不能成为艺术，必须要将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情感渗透到艺术中去，这就是造化与心源的结合。所以，在唐代艺术发展中，一直遵循着既要有物、也要有心的美学原则，并且要通过艺术形式将二者整合到一起，实现李白诗中所写的“文质相炳焕”，能够产生文质彬彬的交合作用。

在唐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在强调艺术家的精神、气质向艺术渗透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一点在绘画和书法上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他艺术形式也同样遵循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原则。唐代的艺术形式都是普遍繁荣发展的，而在其背后的规律是互相贯通的，所以不少人都是艺术的多能者，他们从事哪种艺术也都有对于这种艺术的新理论见解，这就使每一种文学艺术的实践后面都有相关的理论支撑。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他们不仅有文论、诗论等，也有对于绘画的高明见解。

本报记者：回望大唐的艺术高峰，对我们今天又有何种启示呢？

王向峰：唐代艺术繁荣的内因及其表现形态，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唐代的书画、音乐、舞蹈、诗歌、散文等所有艺术领域都遵循着共同的审美规律，实现了全面繁荣。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今天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不是仅仅在某一方面实现繁荣，而是要使文学艺术得到全面的繁荣，这样才能全面反映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更能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审美的需要。从“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还能够体悟到，要实现文化的复兴、文艺的复兴，应该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教益，来繁荣和发展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与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