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核心 提示

从2017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辽西地区的考古机构对辽西进行了大规模的专项考古调查。经过历时三年的野外徒步调查，已然突破了我省红山文化研究的瓶颈，新发现并确认红山文化遗址416处，其中聚落类遗址340处，认定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在辽西地区依山傍水而居。

辽西只是红山先民的墓葬区吗？

2019年岁尾，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一年的文物考古成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课题考古部馆员于怀石代表团队，向考古界的专家学者作了《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2019年度考古调查》的报告，在这一年的考古季里，他们在大凌河西部支流、大凌河南部支流流域的部分地区和青龙河流域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90处，其中，红山文化遗址57处，包括聚落类遗址49处，墓地8处，进一步刷新了他们考古调查的成绩单，现场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年轻的考古人与她的同伴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引起专家学者如此重视？

事情还得从我省的红山文化研究本身说起。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我省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以来，在辽西地区经过几十年的野外调查和发掘，区域内已经发掘了阜新市胡头沟墓地，朝阳市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东山冈墓地、田家沟墓地、半拉山墓地等，这种较为集中分布的特殊遗存为研究红山文化墓葬埋葬习俗、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礼仪制度等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

但是重新再读一遍这些遗址的名称，即使不是考古人也会发现这里存在一个重大问题，所谓特殊遗址，其实就是发现的遗址都是墓地或者祭坛，而少见或者说此前我省根本还没有发现红山先民日常生活遗存。

那么我省的红山先民居住在哪里？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这些局外人都非常好奇的事情，在考古学术界也是一直被关注的问题，因此，红山先民生活居住类遗址的找寻已经成为我省红山文化考古学研究的瓶颈。

由此可以想象，在2007年至2011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我省考古工作者在做好相关工作的同时，对于红山文化相关遗址的找寻给予了多大的重视。

然而，几年下来，普查结果并不理想，除了在辽西新发现几处红山文化墓地遗址，并在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范围内发现几十处墓地外，我省的红山先民居住类遗址仍然不见踪迹。

与此相对，与辽西毗邻的内蒙古自治区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赤峰地区、通辽地区文物部门发现了较多的红山文化遗址，总数约1000处，其中，仅敖汉旗境内就发现了约530处。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难道红山先民仅仅是将辽西地区当成墓地和祭祀区吗？

经过审慎的研究，201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了《大凌河中上游红山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计划（2016-2020年）》，同年6月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在这一工作计划当中，极富远见地列入了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的内容。

三年徒步寻遍一万平方公里沟谷

在于怀石展示的地图上，绿色部分是他们徒步走过的区域，如今已经覆盖了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平县和凌源市三个市县的全境，探查走过的沟谷总面积已达一万平方公里。

三年间，他们新发现红山文化遗址416处，其中，聚落类遗址340处、墓地76处，在考古人看来，这是一份异常宝贵的成绩单。

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正式启动于2017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喀左县博物馆、建平县博物馆、凌源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队，当时于怀石是调查队中唯一的女性。

调查前，他们会在手机地图上确定一天调查的区域范围，基本上是圈定一条小支流的流域范围，或者是干枯的河流所在的一片沟谷。

考古调查队共分成4个组，确定调查的区域后，调查队员会从河边或者谷底直到最近的山梁一字排开，逆流而上，每人之间根据地势相距一二百米的距离，一路仔细察看暴露于地表的古代遗物。

调查开始前，调查队曾经进行过一次集中的业务培训，重点学习认识红山文化遗物的典型特征。

当然，确定遗址的主要方法目前还是根据地表采集到的陶片、石器等实物标本。以陶片为例，红山文化的陶片是夹砂红陶和泥制红陶，夹砂陶器表面多饰“之”字纹，这与青铜时代的陶片区别非常明显，如果与兴隆洼-查海文化的陶片相区别，难度就要增加许多，需要辨别陶片的厚度、陶片的纹饰。于怀石笑了笑，说：“兴隆洼-查海文化陶片的三段纹饰，那种压印‘之’字纹在我们看来，跟红山文化陶片上丰富的纹饰比较起来，差别大了去了。”当然，这样的认识能力是经过专业学习才会具备的。

野外考古调查明显受季节影响，最适宜的时间为春秋两季，这两个季节没有遍野的青纱帐，地表覆盖物较少，有利于观察。

考古人有句话，叫做实干的人运气好。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队就是实干型。

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在2017年3月从喀左的东山嘴遗址附近起步。

调查一开始，就收获连连。现在经过了三年，于怀石已经难以确切地回忆起一次次新发现时的惊喜了。

他们发现的第一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便是水泉沟西山遗址。遗址位于喀左县坤都营子乡张家窑村附近，所在的山丘平面近椭圆形，呈东北西南走向，山势较低矮平缓，顶部较为平坦，中间高四周低。遗址位于山梁的中部偏东位置，保存情况较好，未见人为破坏迹象。整个山坡地表上都散落少量泥质红陶片和夹砂红陶片，遗物分布面积较大，素面陶片较多，较碎小，器形无法辨识，经过仔细观察分析，最终确认这是一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

红山先民依山傍水而居

熟悉红山文化研究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不少遗址的发现都带有意外的成分，而这种意外同样也出现在了考古调查的过程中。

有一次，考古调查队的调查区域为一处坡度较缓的山冈，司机师傅看一行人走得辛苦，就将车沿着没有路的山坡一路开上了山冈，大家见了，忙帮他找了一处平缓的开阔地停车，调头。

大家分散开去调查，转遍了山冈后，回到车边休息。无意间，人们在一旁的草丛中看到了一片夹砂红陶片，大家兴奋起来，于是继续寻找，很快便在附近又找到了一片，还能与刚刚发现的陶片合成一大片。原来当地农民曾用铲车对这里稍作平整，平整地面时将埋在地下的文物标本铲了出来，一个偶然的机缘，这样一处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被发现了。

在于怀石制作的地图上，如今新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呈星星点点状分布于各处，通过处理这些遗址信息，他们已经归纳出了红山先民选择居住址的规律。

调查新发现的红山文化聚落类遗址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山坡、平缓山梁的梁顶、开阔平坦的山丘顶部。红山文化墓葬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山梁顶部或独立的山丘顶部，少数墓地分布在缓坡处。聚落类遗址和墓葬遗址多沿河分布，两河交汇区域遗址和墓地较丰富，聚落类遗址多选择邻近水源，背风向阳、地势开阔平坦的位置。

此外，在调查区域南部的大凌河西支流、大凌河南支流、第二牤牛河和老哈河中游南段地区，红山文化聚落类遗址和墓地大多相伴分布，墓地一般位于山梁、山丘的顶部，聚落类遗址多位于离墓地不远的坡地上。在调查区域北部的老哈河中游北段和蹦蹦河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存中，聚落类遗址分布密集，遗址数量远远高于墓地数量，在聚落类遗址分布的密集区极少发现有墓地。当然，这些位置目前处于保密阶段。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调查规划中，还有北票市和朝阳县两地等待调查，于怀石说：“辽西地区是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调查充满期待。”

考古 调查

2019

趣闻

QUWEN

遭遇狍子和大花蛇

于怀石说：“采集到文物标本以后，确定遗址的性质和大致范围就相对容易一些。”

从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所采集到的文物标本来看，聚落类遗址与墓葬类遗址特征有明显区别，很少有重合的情况。在墓葬类遗址上可以采集到筒形器的残片，而这种残片在聚落类遗址中基本没有发现，那里多是一些生活用具如罐、钵类的陶片。

每当采集到文物标本，考古调查队员会召唤更多的队员前来，大家以采集到标本的地方为中心，相互间隔更小距离，向四周细细地探察。

于怀石说：“向四周探查的时候，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越过某一处时，往外就再也没有新的发现了。”通常情况下，考古调查队员便将那里确定为遗址的一处边界，当所有的边界都确定以后，考古调查队员会利用手机地图圈定遗址范围。她说：“跟以前用皮尺测量相比，这种方法既快又准。”

近年来辽西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这是于怀石在野外考古调查中亲身感受到的。

“在调查时，可以经常看到野鸡，还有狍子。”有一次，于怀石在林间向前一步步小心地走着，猛一抬头就看见了一只长得几分像鹿的小动物，它跑起来的时候，短小的白色尾巴在树林间跳跃，很是醒目。

说起野外调查的辛苦，于怀石笑了：“还好吧，三年下来，还没有发生队员考察时负伤的情况。”辽西的山丘虽然平缓，但是在慢坡地上经常会有雨水冲积形成的裂谷，他们称作冲沟。这些冲沟两壁陡峭，下面深达数米，往往是走着走着就突然出现在考古调查队员面前。这时候直接翻越非常危险，他们只好选择绕行，大大增加了调查的难度。

进入6月，野外调查时还会经常遇到蛇。于怀石表情淡定地说起遇到蛇的经历，她说：“我们遇到的蛇一般有浅绿色的和带花纹的两类，带花纹的蛇当地人叫野鸡脖子，是毒蛇。”

一次，考古调查队员在一处山梁上看到一个圆形建筑，就奔过去看，刚靠近门口，便看到里面盘着一条大花蛇，大家赶紧离开。还有一次，调查了一天的队员沿着山间小路依次下山，跟着前面的队员走，她听见一阵沙沙的划动荒草的声音，定睛一看，有一条蛇从脚前飞快地窜入一旁的草丛，惊得大叫一声。

当然，在调查时，最令于怀石头疼的是那种松树林，高大的松树下面往往长着密密实实的灌木丛，足有一人多高。说着她叹息一声：“当地人很长时间不割了，没有路可走，有那么几次，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钻过去的。”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