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平

1834年7月9日，捷克的聂鲁达出生在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个退伍军人，在小城区开了一家杂货铺，那里有一条通往城堡的坡道，坡道旁边是个巷子，叫马刺匠巷，住着的都是工匠、伙计，聂鲁达也曾在那里居住过。现在，这个巷子改叫聂鲁达巷了，以纪念聂鲁达这位捷克十九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聂鲁达一生坎坷，贫病交加，颠沛流离。他父亲早逝，母亲以卖纸烟糊口度日。他考入查理大学文学院后，因为家境困难，不久便中途辍学。此后，聂鲁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857年，23岁的聂鲁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墓地之花》。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一桩桩悲剧撕裂着诗人火热的心，捷克民族在腐朽的帝国景况日趋恶化则激起诗人强烈的不满，他迫切要求改变穷人的处境，他在诗中写道：“墓地上芳草青青，可有鸟儿歌唱？那被埋葬的希望，能否发芽生长？”聂鲁达常常去斯米霍夫那里的小斯特兰那墓地散步、思考，在聂鲁达的笔下，这块墓地是一片风景如画的地方，可当他穿过那里的工厂区，看到辛勤劳作却衣衫褴褛的工人时，总是两眼噙满泪水。1891年8月22日，孑然一身的聂鲁达与世长辞，年仅57岁。

13年之后的1904年7月12日，智利中部小镇派罗诞生了一个男孩，他的父亲是个铁路工人，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可他出生不久，母亲就因肺结核去世了。男孩是个天才的诗人，10岁便开始诗歌创作，13岁时就在特墨科《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热情与恒心》。但是，男孩的创作却时常遭到父亲的反对和奚落，这使他感到非常难堪，于是就用化名在报刊上发表诗歌。男孩的名字很长，叫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他想给自己起一个使用一生的笔名。他想了很多个名字，但都不满意，他希望这个笔名要有深刻的含义。身在南美洲智利的男孩在14岁那年，读到了遥远东欧的捷克诗人聂鲁达的作品，深受感动，觉得这是冥冥中的天意，让他得以跨越时空与这位先哲相遇，遂决定用“聂鲁达”正式命名自己。1923年，19岁的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晚霞》。第二年，凭借诗集《二十首情诗与一首绝望的歌》获得巨大声誉。从此，智利的聂鲁达声名远扬，到他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更是名满天下。

两个聂鲁达的“相遇”真不是一种偶然，因为他们在文学理想和精神上有着相同的地方。捷克的聂鲁达追求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文学创作必须深入了解社会生活，必须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这一主张既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也是他崇高的生活目标。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歌，都收在《墓地之花》《诗书》《宇宙之歌》《故事诗和歌谣》《平凡的歌》以及他去世后出版的《星期五之歌》六本诗集中。这些诗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感情炽烈，意境清新，结构简明自然，诗句生动优美，“为了神圣的权利，我总是岿然屹立！”表达了民族强烈的生存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因而不论在捷克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之时，还是在反抗德国纳粹占领时期,都起过极大的战斗鼓舞作用。同时，他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斗争，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智利的聂鲁达23岁起成为外交家，去过世界很多地方，眼界开阔，同情人民革命运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声呐喊，他的《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玻利瓦尔的一支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葡萄园和风》《在匈牙利进餐》《沙漠之家》《漫歌集》等诗集，在反法西斯前线广泛流传，同时用他的真挚、奔放、深邃、辽阔的诗歌为拉丁美洲重新谱写了一部历史。由于反对右翼极端分子和独裁统治，他曾被驱逐出国，流离失所，生活动荡，就是在这段流亡的日子里，他真正遇到了捷克，遇到了用他的名字命名自己的聂鲁达巷，他激动地歌唱：“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质朴的孩子们的母亲，沉默的英雄们的故乡……”

两个聂鲁达在文学理想和精神上如此契合，而最后的“诗人之死”同样令人唏嘘。捷克的聂鲁达孤苦无依，晚景凄凉，病重后无钱医治，临终前由于身边无一亲人，只好将遗嘱写给一位女仆，内容竟是一张详细的负债单，列出他所欠医生、裁缝、书店、钱庄等方面的钱，期望如果书商能支付稿费，请女仆帮助用这笔钱还账。智利的聂鲁达则死得十分蹊跷：1973年9月，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聂鲁达计划出走墨西哥，就在9月23日他临走前的一天，突然被一辆救护车送到了圣地亚哥的一家诊所，几个小时后便在那里死亡，终年69岁。当局宣布他的死因是前列腺癌，但他的司机却指证说，有人被当局主使，向他的胃中注射了致命的毒药。

捷克的聂鲁达没有到过中国，可智利的聂鲁达曾经三次来到中国，当他得知自己中文译名中的“聂”字在繁体字中是由三只耳朵组成时，他说：“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这也应该是捷克的聂鲁达的回答。